5.2.1问题背景：高税费负担

    在1990和1991年由需求造成的统一繁荣（Vereinigungsboom）之后，德国于1993年陷入经济衰退，这或许也是因为德国联邦银行提高利息应对攀升的通货膨胀所致。同时，德国统一框架内的财政转移增加，给公共财政，尤其给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也给工资成本）造成负担（Egle2005b）。1990―1998年间，国家债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的40.4%增加到62.1%，已经稍高于《马斯特赫里特条约》规定的60%的参考值。不过，科尔政府在1997年并未超越新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标准。

    除了因《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法律化了的预算纪律的约束，政府还面临改善20世纪90年代日益衰弱的“德国区位”的竞争能力的任务。在国际比较中企业和市民的高税收费负担使经济活力承受负荷――这是一种被德国社民党主席拉方丹强烈反驳的分析。德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事实上位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首（Ganghof2003：81）。因此德国被经合组织建议，降低税率、扩大课税的估算基础（OECD1998a：69）。科尔政府未能实行的税收改革恰恰以此为目标，旨在使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降低到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水平（Zohlnh？fer2001：239），当时被德国社民党出于“社会公正”的原因拒绝了。

    5.2.2目标：减轻低收入者负担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声称“供给和需求政策的明智而实用的结合”。它宣布从供给方面提高所得税基本减免金额，将最低档的税率从25.9%降低到15%，最高档税率从53%降低到49%。德国社民党希望借此首先减轻低收入的负担。另外，第一与第二个子女的儿童津贴应被提高到每月250马克。同时，企业的税收负担也应被降低，而且应被明确地降低到“国际可比水平”。但这一纲领没有更为具体的方案。社会保险费的降低应通过实行生态税得到财政支持，企业也应从中受益。

    在预算政策方面，德国社民党认为靠信贷支持的景气项目“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也明确表示支持减少国家债务和遵守“严格的预算纪律”。尽管如此，一种“合乎景气的金融政策”还是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党的需求政策的组成部分。此外，教育和科学支出应在未来5年内翻一番。欧洲货币联盟受到欢迎。同时，社民党要求制定《欧洲就业公约》和在欧洲范围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合作。

    5.2.3政策：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导向奥斯卡?拉方丹领导下需求政策的短暂尝试新政府首次提出的1999年财政预算和与绿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业已确定的税收改革，其目标在于填补前任政府留下的“公正空白”。这应通过增加6.8%的支出和减轻雇员和家庭的税收负担而得以实现。社会预算呈现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资产阶级执政16年之后，一种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政策转换成为被追求的目标（Zohlnh？fer2003a）。此外，政府宣布金融、货币和工资等宏观经济政策相互配合以提高需求，也就是承诺抛弃科尔政府的供给导向的议程（BMF1999：5-6；Hickel1999a）。

    由财政部长拉方丹提交的税收改革包括以下措施：所得税最低档税率分三步到2002年降至19.9%（针对当前的25.9%），最高税率分两步降至48.5%（1998：53%）。最高档统一比例所得税税率的起征点被降低。同时，基本税收减免额被提高到14000马克，儿童津贴分两步提高40马克到260马克，夫妻应纳税分割计算（Ehegattensplitting）的优惠被限制在8000马克之内。这样，主要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得以降低，其购买力得到提高（SVR1998：222）。在企业课税方面，法案包括将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所得税税率从45%降至40%，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至43%。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理由在于，即使平均课税实际上很低，但高的名义税率对于跨国企业“在心理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被降低到国际可比水平（BT-Drs。14/23：126）。此外，统一的、法律形式中立的（rechtsformneutral）、35%的有效企业课税目标在这一法案的理由陈述部分被提及。改革企业课税的进一步措施的制订被委托给一个联邦和各州政府组成的委员会（所谓“布吕尔委员会”），它应对此拟定建议。由降税造成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应通过取消诸多例外事实构成、国家补贴和扩大课税的估算基础而得到弥补。到2002年，净减220亿马克税负的目标应得以实现。通过整套措施，中产阶层应被减轻55亿马克的税收负担，私人家庭被减轻245亿马克，而大型企业却必须多承担100亿马克的负担（SVR1999：158-159）。这一改革因此在分配政策上具有典型的社会民主党风格。

    生态税也在执政的开始阶段得以引入，力求通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