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d2000）。所以，左翼阵营形成多数的能力看来在下降，尤其是因为1984年法国共产党撤出与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使它的联合能力受到怀疑。在维持两极的情况下，政党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越来越多元，特别是左翼阵营自身分化开来。左翼激进党（PRG，前身为激进社会党（PRS））尽管仍是法国社会党的盟友，由于其极小的规模却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1992年，社会党高层政治家让――皮埃尔?舍维内芒出于抗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退出社会党，创建了左派共和主义的公民运动（MdC）。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绿党告别了它从前“不左，不右”的方针，把自己归入左翼阵营。法国共产党也因新的党主席（罗贝尔?于）和纲领的温和化越来越证明自己重新成为可能的执政党。因此，法国社会党再度拥有一种策略选择，即在一个新左翼联合的框架内赢得执政大权。左翼政党的相互接近是1993年就已经由法国社会党发起的与左翼政党和团体，尤其是与法共和绿党代表的多轮会谈（社会转型基础（lesassisesdelatransformationsociale））的结果。事实上，通过从1994年起在利昂内尔?若斯潘领导下举行的基础会谈，后来左翼联盟的基石得以奠定（详情参看：Cambadélis1999）。新的多元左翼联盟不仅内容上比法国社会党和法共结成的“旧”左翼联盟复杂，而且十分脆弱，因为左翼小党一直为其自主权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人们视为法国社会党的附庸。此外，绿党和共产党的基层对参加政府持有怀疑。因此法国社会党必须注意不以霸主的身份行事。相反，它觉得自己被迫通过向左翼小党让步来稳定左翼联盟（Hanley2003）。法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党最大的联合伙伴占据关键性地位。没有共产党议员，联盟就构不成议会多数，因此，社会党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法共退出联合政府。

    2002年以前，资产阶级政党阵营同样是分散的。它由希拉克领导的的保卫共和联盟主导。其他党派有中间的政党联盟法兰西民主联盟（UDF），以及虽然可能赢得可观的选票份额、但由于缺乏联合能力而未获议席的国民阵线。尽管戴高乐主义的保卫共和联盟与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不同，不能被完全归入“第二类福利国家政党”，但它因其国家主义特征仍与左翼政党竞争政治倾向中立的选民。实际上，希拉克不如说是凭借一份带有左翼色彩的纲领和治愈法国的社会分裂（fracturesociale）的承诺赢得了1995年总统大选。在法国社会党执政期间，反对党中只有资产阶级阵营中最小的自由民主党（DL）持有明确的经济自由主义纲领（Hanley2001）。因此，无论左翼阵营的组成还是右翼阵营的组成，都限制了法国社会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活动余地。

    法国的福利国家建立在社会保险原则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养老金、医疗和失业金的支出是根据费用分摊的方法由与工资相关的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险费筹措的。法国因此被划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类型。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大部分由雇员承担，而失业保险费大部分由雇主承担。只有受经济情况调查的社会救济金和失业救济金由税收筹资。由于人口变迁和高工资附加成本的就业抑制效应，保费筹资的福利体系承受了特别巨大的改革压力（参见本章第3节）。在法国福利体系的对等管理（对等制Paritarismus）中存在着潜在的改革障碍。雇主和工会作为额外的行动者进入体制，福利国家改革没有他们的同意是几乎不可能的。由于通过对等制在社会福利管理中拥有影响和职位，工会被人们认为对维持现状尤其有特殊兴趣。

    社会伙伴制度化地被纳入入福利体系管理显然与法国工会脆弱的社会立足以及传统上矛盾重重的社会关系不相称。事实上，法国工会的组织程度在西方国家中最低（同上）。数目众多的工会中非自立就业者的会员数连10%都达不到，这些政治上积极的“方向工会”（Richtungsgewerkschaften）常常处于相互竞争之中。由于工会组织上的缺陷，政府、雇主和工会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协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90年代末社会党的新左路线以其选票份额衡量，法国社会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是西欧最成功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直到那时，法共仍是法国最强大的左翼势力。随着1971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解散，或者更确切些说，随社会党的新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才开始崛起，并以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达到其迄今为止的顶峰（Stephan2000，2001）。这种兴起在纲领方面是与明确的左派纲领和同法共结盟的策略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持续推进的法国经济融合，从1981年开始执行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不再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社会主义被召回的目的是听从现实世界的命令”（Cole1999：76）。这种从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政策到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的180度大转弯引起了党内的强烈失望，损害了党的可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