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长期资本赢利税同时被取消了（OECD1999b：41），而不用于再投资的赢利则被征收15%的税（MINEFI1997b）。大公司能够承受企业所得税的提高，因为它们正处于开始中的繁荣期，并且由于其时间上的限定可以预计不会对投资气氛产生长期的负面效果。此外，企业从1999年起也被减轻了负担：占企业发放工资总额2.2%的与工资相关部分的营业税到2002年被逐步取消了。人们希望由此而来的劳动成本的降低能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MINEFI2001a：8）。社会党的左翼议员们把这一决定批评为送给企业的一份不必要的礼物。他们更愿意为收入低微者降低社会保险费。

    总的说来，社会党左翼和执政伙伴没能挡住政府在其任期中期迎向欧洲范围的降税大潮。财政部长斯特劳斯?卡恩在1999年9月辞职后，他的接替者克里斯蒂昂?索泰很快就被前总理、时任国民议会议长的罗朗?法比尤斯在2000年5月一次较大规模的内阁重组中取代。由此，一个不仅是若斯潘多年的对手，而且是社会党内部“现代化派”的杰出代表接管了重要的经济和财政部（MINEFI）。法比尤斯在进入政府前就支持全面降税。尽管降低直接税在左翼联盟内部存在极大的争议，但他能充分利用国家收入盈余的有利时机推动这一计划。这些额外收入引起了联盟内部和不同行业集团的争夺，这对政府施加了愈来愈大的分配“增长果实”的行动压力和决策压力（Unterwedde2000b：100）。在这一背景下，希拉克总统也一再公开敦促政府，把额外的资金用于降税。社会党的务实派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减轻中高收入者的负担而更有力地争取资产阶级政党的摇摆不定的选民。社会党左翼则坚持只对微薄收入者实行优惠政策，并提高社会救济金以防止对社会党不满的选民转向其他左翼政党。最终，“现代化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额外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用于因应降税。为了让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满意，政府此外还决定增加健康和教育部门的支出。欧盟理事会在其年度建议中一再提醒法国应加大力度降低国家债务水平，在这一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政府在2000年夏所宣布的总共减负300亿欧元的降税是第五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降税方案。

    截止2003年，中小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被逐步降低到15%。由于上一任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附加税此间被降低，大企业的负担得以减轻。企业所得税因此已经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水平。由于企业课税在其他许多国家同样被降低，有的甚至被更广泛地降低，法国的税率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比还是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OECD2003：80-81）。但制造部门的企业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税收优化”制度使它们的大部分实际税负降低到国际可比水平（Debonneuil/Fontagné2003：34-36）。社会党政府在企业课税上极大地遵循了供给政策的逻辑，而在私人家庭的课税上却出现了另一幅画面。

    私人家庭课税：再分配和提高购买力政府按照社会党的竞选纲领，始终不渝地遵循提高低收入阶层购买力的方针。政府就任之后，就直接通过政令将每学年开始时发放给父母的特殊补助（rentréescolaire）从420法郎提高到1600法郎，但只是针对月收入低于11600法郎的家庭。与此同时，政府为青年就业项目（emploisjeunes，见下）提供了首批资金，为社会福利住房翻修提供了新的资金，住房补贴也被提高。这些有针对性地扶持青年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应急措施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公正（MINEFI1997a）。雇员医疗保险费几乎被完全转嫁到社会普通税（CSG）来承担，这也具有再分配的特征。雇员的医疗保险费从6.75%降低到0.75%。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社会普通税税率从3.5%提高到7.5%。由于它是一种不影响财政收入的改革，有资本收益和房租收益的人的负担被加重，而雇员的购买力约提高了1%（Levy2001：275；OECD1999b：53）。

    筹资基础的扩大不仅带来了再分配效应，而且更好地保护医疗保险的财政收入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除了社会普通税的提高，来自资本财产的收入也因开征存款税，特别是人寿保险税而加重了负担（OECD1999b：43）。此外，股票期权的赢利税从40%提高到50%。来自财产税（即财产团结税，ISF）的财政收入最终也增加了。对超出72万欧元免税金额的财产征收的财产团结税税率，被分阶段从0.55%提高到1.8%。1500万欧元以上的财产按最高税率征税。若斯潘可以自豪地宣布，他兑现了减轻劳动收入的负担和加大资本负担的竞选承诺。他的政府使资本收益课税一共提高了30%（Jospin2002：131）。家庭政策的目标也在于再分配：在政府作出1998年起不再按收入制定育儿补贴的决定，而由于激烈的抗议一年后又收回这一决定之后，所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