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的再分配效应如今通过减少对较高收入家庭的税收优惠来实现。

    在法比尤斯三年期的降税一揽子计划的框架内，所得税起征档税率从10.5%降到7%，最高税率从54%降到52.5%。因此，一切有纳税义务者的税收负担约减少了10%（MINEFI2001a：9）。同时，所得税的累进性被提高了，因为税率降低在较低档次的一端比较高档次的一端幅度更大。此外，政府已经在1997年大幅度提高了起征档税率的界限值，而对其他税级则几乎未作改变。尽管如此，这些降税措施在左翼联盟内部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因为收入微薄者并没有从降税中获益。由于较高的免税金额，只有大约一半的法国家庭有缴纳所得税的义务。鉴于此，法国政府讨论引进一种“负所得税”（Negativsteuer），也就是一种给微薄收入者的补贴以作为补偿。但由于负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左翼联盟中未获得同意（Mital/Israelewicz2002：149）。取而代之的是降低低工资者的社会普通税，这一计划由于宪法委员会的反对而流产。已决定的特别税率也被驳回，理由是它损害了一切纳税人的同等对待原则，因为降低的社会普通税税率只适用于低工资，而不适用于资本收益。后来，在“就业奖励金”（PPE）名目下，负所得税最终还是从2001年起得以实行。与美国和英国的工资收入税收抵减相似，随着就业奖励金的实行，收入微薄者的工资通过国家的补贴得以提高。这种税收抵减或补贴从法定最低工资（SMIC）的0.3倍到其全额不等，工资收入在法定最低工资的1.4倍以下者均可获得该种补贴。即使收入略高于此，已婚者和父母也可按照子女人数领取奖励金。2002年，单身无子女的（全职）最低工资领取者的就业奖励金为441欧元（MINEFI2001b：136），夫妇和家庭获得的补贴更高。一共约800万人受惠于这种补贴。所期待的就业效应也许迟迟不来（见下），但就业奖励金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强化了税制的再分配效应。2000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贡献了差不多2/3（64.2%）所得税总收入，到了2003年，这一比率已达75%。相反，五个低收入组甚至获得了税收补贴（Marini/Bourdin2003：65）。

    在就业政策上，就业奖励金被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Marini/Bourdin2003：95-97）。平均255欧元（2002年）的补贴金额太过于微薄，不能为就业提供有效的刺激。英国和美国用于税收抵减的财政支出是法国的三倍，并且集中于较少的家庭。在法国，本来就少的就业奖励金反而分散了法国1/4的家庭。就业奖励金使收入仅仅提高了4%多一点，而在英国和美国最高可提高50%（Marini/Bourdin2003：95-97）。

    政府也通过降低间接税来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增值税被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到19.6%，某些服务的增值税如住宅翻新和修缮甚至被降低到5.5%。因此，这些领域的劳动成本会降低，新的就业潜力会被开发出来。此外，载重汽车税和公路税被取消，住宅税、房屋出售税以及其他收费被降低。但由于开征所谓的“污染税”，石油产品尤其变贵了。税费降低金额几乎达300亿欧元，其中私人家庭降低205亿欧元，企业降低93亿欧元，前者受益为后者的两倍多。工作和消费的负担尤其得以减轻，而资本的负担稍稍上升。几乎所有税收措施都以减少社会不公平和提高需求作为目标。事实上，1997―2002年间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了16%（MINEFI2001a：7）。只有企业所得税的降低是完全用于改善投资条件的措施。

    预算政策：缺乏巩固社会党在其竞选纲领中承诺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和提高经济总需求。1997―2002年，总支出一共增加了8.9%，教育（+19%）和劳动（+13%）部门的支出的增加事实上的确高于平均水平。政府在国防预算上实行了最大幅度的削减（？9.3%）。此外，社会保险特殊系统的津贴也被减少（？9.4%）（MINEFI2001b：127-129）。总的说来，国家预算平均每年支出增长约1.5%，普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此外，到2001年为止，财政收入增长高于支出，总负债因此能够略有下降（见附录）。2002年财政赤字计划为1.4%，然而在2001年底景气衰退后实际达到3.1%，甚至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界限值。最晚应在2004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在《2002年预算法案》中仍然被强调的目标，同样是以3%的持续经济增长为前提的，最终不得不被后一任的以拉法兰为总理的资产阶级政府放弃。若斯潘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经济稳健增长和税收收入攀升的几年去减少高达1.5%～2%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在2001年底经济景气开始衰退后终于自食其果。2001年之前每年财政赤字和总负债的减少只能归功于受景气决定的高税收收入。而且严格地讲，国家的预算赤字是被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