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问题背景：通往增加就业之路的高成本和障碍

    由于社会保险原则，参加社会保险的费用首先给就业者的工资造成负担。它在人口变迁和居高不下的磁滞失业率（及因此引起的保费亏空）的背景下引起了下面的两难困境：如果提高保险费以为攀升的保险支出筹集资金的话，那么，在劳动技能要求较低的服务领域中已被证实尤其是就业障碍的工资附加成本就会上升（Scharpf/Schmidt2000b）。由于除了在国际比较中的较高税负之外（Scharpf/Schmidt2000b），法国的社会支出负担也已经是国际最高（OECD1997：71-72；OECD2000：52），这条道路对于新政府来说几乎是走不通的。

    除了高工资附加成本的就业抑制效应，由税收筹资的社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RMI）和特种互助救济金（ASS）可能同样构成就业障碍。研究结果认为，这两种部分可被同时领取的福利金的毫无效率的并存，增加收入的微弱可能性，以及救济金与接受工作之际几乎不存在任何的关联，使得人们几乎没有理由去接受一份新的工作（Dollé1998；OECD1997：80-82，2001：78-80；Pisani-Ferry2000：127-129）。

    削减社会救济金，或者使它更紧密地与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在选举竞技场上又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特别是由于上一任朱佩政府失败的退休金改革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民众的改革意愿。法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另一个特殊问题在于，长期持续的失业在福利体制中得到反映，因为失业者由于等值原则不能或只能取得极小的救济金要求权。这种体制内的社会排斥再生产在法国不仅被当作一种经济问题，而且也被当作一种政治问题讨论。排斥现象被认为是共和主义公民概念的一种缺陷，并使社会保险的合法性基础成为问题（Béland/Hansen2000；Bode1999a）。

    6.4.2目标：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建和捍卫工资附加成本的难题在1997年竞选纲领中只被以一般性的措辞提及，即为了促进就业，它应当被降低（PS1997：7）。社会党在竞选纲领中并没有要求对社会福利国家的筹资方式进行普遍改造。为数不多的社会政策建议反而是在一条既维护社会福利国家又含糊其词的箴言下提出的，即如果要保全社会福利国家，就必须对之进行改革（PS1997：8）。例如，社会党宣布了医疗保险的支出控制，而没有建议任何具体措施。它明确地拒绝了私有化，甚至许诺通过对低收入家庭实行免费和普遍的医疗保险来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福利金。在养老金政策上的声明同样含糊。它仅限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应当继续保持并拒绝私有化。朱佩政府提出的引入养老基金的可能性被驳回，因为这将危及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加剧社会不公。因此，社会党竞选纲领在社会政策方面是国家主义的、防守性的和含糊的。人们从中看不到创新的改革计划的影子。

    6.4.3政策：社会弱势群体救济的扩大和问题推移通过提高社会救济金来抑制社会排斥政府在1997年更替后立即提高住宅补贴和开学家庭补助，此后它继续推行这样的政策，即通过提高社会救济金来加强下层民众购买力并以此与“社会排斥”问题做斗争。削减社会救济金以提高接受工作的激励，这样的考虑没有得到任何关注。1998年9月通过的《反社会排斥法》是加强社会保护的中心内容，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通过提供或优化实习、加入和培训项目，通过工资补贴和加大个人指导和咨询力度，有针对性地扶持劳动市场上的问题组（长期失业者、青年失业者、老龄失业者、低技能者）；

    ――增加住房补贴，扩大福利房建设，同时实行住宅闲置税；

    ――通过比如承接日益增加的债务，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电、水及电话连接；

    ――实行全民医疗保险CMU（见下）；

    ――在领取融入社会津贴（RMI，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同时提高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现在，最低生活保障金一般能在一年之内与工资收入组合领取。头三个月可领取全额保障金，而后仍可继续领取，最高为50%。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被提高了5%。工作收入与支付转移的结合应如后来实行的负所得税PPE（见上）一样，能使社会福利体系的“惰性倾向（Inaktivit？tsfallen）”得到消除，从而提高接受工作的刺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9：79-81）为同样的目标提出建议，普遍降低替代工资和其他社会救济金的水平，以此加大失业者接受工作的压力。但是，政府捍卫了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它以社会救济金来保护失业者免受市场苛求。

    另外的两个措施有针对性地改善了老年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的状况：1998年7月实行的特种失业津贴（ASA）满足了失业者抗议运动的一项要求（见上）。特种失业津贴是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