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还是无法想象的。民主六六党被认为是连接这两个更大的执政伙伴之间的链环。

    1994年选举之后，工党精英大多数是具有改革取向的阵营的代表。但在党的基层仍然一直存在一个传统主义派别的大集团，他们在现代化派因罗滕伯格的重病被削弱后，从1997年起重新获得更大的影响。工党的凝聚力因此并不是太强，尽管参与执政而且政策很快见效使得公开化的权力斗争极少出现。

    联合政府在1994-1998年的议会任期结束之后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经济政绩单。工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的选票在1998年大选中都获得增加，已经足以组建一个两党政府。为了保持千方百计才达成的权力平衡和谈判均势，与民主六六党的三党联合政府得以继续。这种第一眼看来令人吃惊的决定对于独具特色的荷兰政治体制是很典型的。

    荷兰的政治行动背景荷兰政党体制相对分散，进入议会（下院）不存在选票百分比的限制性门槛。任何一个政党通常都不会拥有30%以上的选票，因此政府几乎一直由两个以上的政党组成（参见：Andeweg2000：698-699）。所以对各党来说，不仅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不遵守联合协议可能不仅意味着联合的结束，采取这种做法的政党必须担心由于它的“不可信赖”而在将来政府组建时不被考虑。对于执政的政党而言，联合协议是一个决定性的参照点（Andeweg2000：700）。

    由多个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造就了另一个特点。由于达成妥协的必要性，在荷兰早已发展出一种让独立专家委员会进入决策过程的传统（Andeweg/Irwin2002：142-144），产生了众多（部分为政策专门领域的）经常接受政府咨询的组织。这种咨询既可能是要求发表意见或者分析现状，也可能是要求制定具体而多样的改革措施。影响最大的两个机构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创立的，工会和雇主代表各占一半：1945年成立了双边的劳动基金会（StichtingvandeArbeid，STAR），1950年成立了三方的社会经济委员会（SociaalEconomischeRaad，SER）。即使从1995起，政府在提出新的法律草案之前，不必再就社会和经济问题与社会经济委员会协商，但政府的实际做法也几乎没有改变。由于参与立法程序的职能被取消，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委员会愈来愈倾向于一致推荐，这种一致推荐在政治上也同样愈来愈受到重视（Butter/Mosch2003：369）。

    对于劳资协定，特别是工资政策的定位，社会经济委员会一如既往是最重要的委员会（Visser/Hemerijck1998：125-126）。即使达30%的工会组织程度在国际比较中可能较弱，但社会伙伴通过社会经济委员会对政策拥有持续的影响力。极低的工会组织程度对于工资谈判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济体是典型的，因为工会不能向其会员提供特别的吸引力――非工会会员最终与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一样得益。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工会可以通过失业保险的管理（根特制）提供这样一种吸引力（参看瑞典和丹麦章节）。

    另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央计划局（CentraalPlanbureau，CPB），它对财政政策和国民经济状况作出评估和预测。中央计划局在数据和预测上占据垄断地位，以至于一切社会团体和政党以它统计和预测的数据为基础。因此，一种为妥协或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的共同的出发点得到了保证。还有一点表明了这一形式上隶属于经济部、实际上是独立机构的独特地位：中央计划局在大选年以其模型为基础，计算所有重要政党在经济增长、失业、国家债务、赤字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建议所带来的后果。这些结果所受到的巨大的公众关注，造成了各党经济政策方案的趋同。由于中央计划局的分析同时也是联合协议安排的一个标准，在联合执政谈判之前不提出不可克服的差异并使自己的建议尽可能多地写入可能的联合协议中，是各党的利益所在。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WetenschappelijkeRaadvoorhetRegeringsbeleid，WRR）作出中期和长期的预测，预算回旋余地研究小组（StudiegroepBegrotingsruimte）主要负责当前的财政政策问题。这些（和其他众多的）咨询机构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首相拥有相对较小的的影响可能性：各部部长由政党决定，首相没有制订政策路线方针的权力，自己拥有很少的资源（Keman2002：228；Lepszy2003：355）。在荷兰，部长不允许同为国会议员，因此政府与议会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了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Lepszy2003：359-360）。另一方面，部长是其政党出头露面的代表，他们希望在政府中表明其政党的影响。因此，达成妥协的压力并没有随联合执政协议的签署而消失，而在政治过程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