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发挥持久的影响。

    不过，在制度上几乎不存在其他否决者（Tsebelis1995，1999，2000）。虽然荷兰实行两院制，其中所有法律必须得到上院（第一院，各省的代表机构）批准，但它只是在极少情况下行使其否决权。由于没有制度化的调解程序，第一院的影响发挥在于咨询阶段。因此下院可能被建议修改法案，但通盘否决在荷兰的政治文化中并不常见（Lepszy2003：360）。荷兰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政府拥有直至干预乡镇一级行政的权利（Kleinfeld2000：207）。各省没有实质性的行政自治权。最高行政法院在法律的制定中也只拥有咨询功能。它不拥有审查已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的职能。对于政策塑造权力（Gestaltungsmacht）的制约因此主要在于政党制度和议会下院。工党的决定性的否决者是其联合执政伙伴。但在荷兰，执政党的同一性相对较强，因为联合执政协议包括了具体的措施。一旦通过，违背协议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极不可行的，它常常意味着政府的解体。由于分歧太大而无法纳入联合执政协议的问题被移交给了数目众多的委员会中的一个。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联合伙伴再进行咨询。联合执政协议以及专家委员会建议具有重大的意义，起到了一种“人为强化”政府中的否决者的同一性的的作用，即使他们的意见在一开始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在“紫色联盟”开始之时，已经具备了可能对现状进行改变的充足的前提。但由于诸多必需的妥协，一种激进的政策转换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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