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初始状况：高负债及重税

    由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状况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得到了一些缓解。然而没有任何一项结构上的改革得以实行，国家财政赤字因此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停滞过程中又大幅提高。虽然基民盟和工党联合政府（1989-1994年）对赤字的目标达成了一致，但关于经济增长的预测却被证明太过于乐观。与――如工党所致力的那样――通过与工资增长挂钩来使最低工资和社会救济金指数化相反，为了不逾过预定的赤字目标，福利金必须被进一步削减。国家债务仍然进一步攀升，1993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93.7%的最高值，每年的财政赤字平均为4%（见附录）。对赤字目标的严格遵循导致一轮接一轮的助长周期波动的削减。财政部长库克（工党）对于削减也无其他选择，他不想损害工党的联合执政能力。出于这种原因，他委托预算回旋余地研究小组制定可替代的财政政策方针的建议（Seils2004：158）。

    由于财政状况的窘迫，减轻税费负担的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末只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通过1989年的所得税改革，复杂的税收体制的一些基本的改革和简化还是得以实行（deKam1996）。1990年1月1日起，三级税级取代了九级税级，最高税率从72%降到60%，起征档税率从14%降低到7%（包括社会保险费，见下），扣除减免的可能性大幅减少。社会保险费被并入所得税最低税率，课税的估算基础被统一。社会保险费中雇主缴纳的部分向税负减轻了的雇员转移。由于税基在同时扩大，改革几乎不影响到税收收入。刚刚进入联合政府的工党尤其不情愿地接受了上一任政府所决定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的降低。企业所得税业已在1985-1988年间分两步从42%降低到35%。此外，为了贯彻欧盟的一项指令，增值税的最高税率从1989年的20%降至18.5%（OECD1996b：135）。

    由于社会保险体系的支出得不到控制，根据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WWR）建议制定的一项法律得以通过，它使社会救济金的提高与一些标准挂钩。社会救济金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随工资增加的额度而提高：

    （1）工资增长低于人们因生产率和通货膨胀所预期的增长；

    （2）领取救济金者与就业者之比率没有提高。

    这个指数就是所谓的I/A比率（非活跃性/活跃性之比）。由于这一数值在1993-1995间被超出，最低工资和社会救济金的提高也就化为泡影（Visser/Hemerijck1998：192-193）。直到1996年，上述指数化才被重新采纳。社会预算的攀升通过前任政府的这一措施得到了控制。但总债务在“紫色联盟”开始时还一直高于70%的水平，1994年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问题压力包括：

    ――由于高的社会支出造成的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家债务；

    ――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增长不足造成的财政赤字；

    ――荷兰私人家庭的高税费负担。

    7.2.2目标：支出限制和降税在“紫色联盟”之前的几年间已经在联合执政协议中规定了国家预算的赤字界限。新政府在1994年也提到降低预算赤字的目标，只不过与前任政府相比有细微差别而已：以财政部长盖里特?扎尔姆（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名字命名的“扎尔姆规则”。有关预期的年度经济增长的谨慎假设和下一年度财政赤字的具体目标是该规则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每年支出的上限被确定下来，即使在财政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它也不允许被逾越。到1998年为止，年度财政赤字从1995年的4.2%降低到2.8%。对于经济增长高于预期并因此产生财政盈余的情况，同样有明确的规定。所增加收入的一半应被用于减少国家债务，剩下的50%必须用于降低税负。扎尔姆规则源于预算回旋余地研究小组的建议（Seils2004：160-162），它也是第二任“紫色”立法议会任期财政政策的基础。

    正在减少的国家债务应首先为降税，或者更确切些说，为降低社会税创造空间：财政支出比率（国家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到1998年为止应降低两个百分点（PvdA1994：107）。第二个目标是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尽管在上一任基民盟和工党联合政府中，为了达到这些标准而采取一些不受欢迎的限制赤字的措施已经不可避免，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把欧盟标准当作借口（deBeus2001：236）。加入货币联盟根本没有受到怀疑，相反，人们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为一种希望，即防止欧洲的竞争对手使货币贬值，从而不至于使竞争压力转移到工资上（PvdA1994：105-106）。荷兰盾从1983年起与德国马克挂钩，荷兰因此本来就只拥有有限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这种状况有助于使工资克制能够发展成为这个小型的开放国民经济体的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