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经济政策工具（Delsen2002：2）。

    1998年的联合执政协议也把进一步降低国家财政支出比率和减少总债务作为目标。但支出限制被稍微放宽，因为债务负担在联合政府的第一届议会任期内已经被显著减轻。政府计划在卫生保健体系、警察、法院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增加支出。用于低工资领域中的劳动市场项目的额外资金也被预留（PvdA1998）。此外，人们对税收改革的基本点达成了一致。减轻的额度为20亿欧元的税负应部分通过更高的间接税来冲抵（OECD2000b）。其目标为：

    ――通过支出限制减少国家债务；

    ――降低财政支出比率；

    ――降低私人家庭税费负担；

    ――在第二届议会任期增加卫生保健和安全领域的投资。

    7.2.3政策：财政巩固和降税按计划巩固财政政府的头两个预算各包含了46亿荷兰盾的公共开支削减。开支削减被相对平均地分摊到各个支出部门，只有用于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和公共安全的资金例外。由于赤字因一以贯之的财政政策和出人意料的盈余而迅速减少，联盟内部从1996年起就有关增加公共服务部门支出、放宽支出限制的讨论越来越多。但自由民主人民党和民主六六党坚持遵守联合协议。财政部长扎尔姆（自由民主人民党）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扎尔姆规则保持不变。因此，财政上的活动余地主要被用于减轻税费负担和降低债务。工党面临选择，或者必须使自己的选民当事人失望，或者拿联合执政能力来冒险。政府破裂的后果对于工党来说显然是更严重的灾难。社会救济金与工资增长的重新挂钩使工党坚守既有的财政政策方针更为容易。这样，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兑现一项选举承诺，向其选民当事人展示其政策的第一个成果。

    在1998-2002年的议会任期，以扎尔姆规则为基础而支出限制被放宽的财政巩固政策被继续实行。

    由于高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预算巩固方针在两届议会任期的整个期间都被始终不渝地执行。加上平均2.8%的强劲的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国家债务在1994-2002年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83.8%降低到60.2%（见附录）。

    税费降低财政收入增加基础上的税费降低――主要在低工资领域，雇主社会税被显著降低――与对电力和燃气的使用征收生态税同时进行。生态税缘于中央计划局（CPB）为上一任政府制定并于1992年公布的一份研究。中央计划局在三年之后拟订了所谓的“范埃尔斯韦克建议”（Van-Elswijk-Vorschlag），该建议计划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财政上通过提高增值税来冲抵社会保险费的降低。这份报告在2001年税收大改革中受到重视，但人们在更早以前就已经能看出从直接税转向间接税的趋势。

    第一届立法议会任期以为私人家庭降税、降低雇主社会保险费（主要在低薪领域）、削减公共开支以及提高间接税为标志。私人家庭直接税减轻的负担最为显著。不断上升的企业税比例不是因更高的税率，而是因经济增长和不断提高的利润引起的。1994-1998年，财政支出比率下降超过五个百分点（OECD2000b：139）。尤其在头几年，预算本来还可以被进一步巩固，但政府给予降税同样的重视。人们认为，降税比国家债务的迅速降低能够使失业在更大的范围内下降。

    第二届“紫色立法议会任期”最重要的财税政策决策是2001年的税收改革。税负一共减轻23亿欧元。主要是所得税税率得以降低，而增值税则从17.5%提高到19%，能源（生态税）和资产的课税更重。三类收入从2001年起被区别开来：工作收入、企业参股收入以及资本和不动产收入。不同的收入被分开课税，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种类的收益和损失不再能互相抵消。企业参股超过5%其分红将被一揽子课税25%。工党曾努力争取30%的税率，但在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反对下未能实现。财产税针对（非自己使用的）的不动产以及存款和股份。总财产的4%按30%的税率课税，免税金额为17000欧元，亏损不能被其他年份的收益抵消。财产收益则免税。在旧税制下，只有被分红的利润具有纳税义务，而企业保留的利润和财产则不用上税。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而人们在投资中不必缴纳任何资本税。通过新规定，这样的避税策略不再可行。

    为了进一步促进妇女就业，所得税上的家庭免税金额被调整为一种个人税收扣除。在此之前，免税金额可从无工作的配偶转移给有工作的伴侣的待课税收入。如果无工作的一方接受工作，其收入按有工作的配偶的边际税率征税。免税金额在新税制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年约1500欧元的个人返还。返还被计入已课税额，而不计入待课税收入，即使无业也被支付。如果他接受工作，资格仍然保留，并补贴金额约为800欧元的就业返还（Besch？ftigungsrabatt）。边际税率高的收入较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