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佩特林

    荷兰的“圩田模式”（Poldermodell）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荷兰福利国家已经进行了一轮相对较晚的扩建过程，它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进行。直到那时，荷兰的福利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Schmidt2002：183）。1957年社会民主党首相威廉?德瑞斯领导制定的《养老金法》构成了向欧洲最全面的福利国家方向发展的起点。福利国家的进一步的扩建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的社会和卫生部长杰拉德?费尔德坎普的决定性推动（他于1973-1977年间在一位社会民主党首相的领导下任职）。费尔德坎普使荷兰福利国家具有了俾斯麦式与贝弗里奇式成分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直到今天还发挥影响的社会立法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deGier/Ooijens2004）。1976年通过的《无劳动能力法》成为将荷兰提升为最大方也是最消极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志。1975-1980年间，无劳动能力者人数由于这一法律翻了一番达到608000人，此后继续上升。无劳动能力者几乎是失业者的三倍。“荷兰病”的病根由此被埋下了。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荷兰社会福利国家筹资可能的边界最终已清晰可见。

    荷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荷兰工党在吕德?吕贝尔斯任首相的基督教民主党与自由党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对荷兰福利国家最早的改造措施在80年代已经开始。荷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荷兰工党（PvdA）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适应了改变了的框架条件。它最后一次执政是在1973-1977年。此后荷兰工党尽管在多次选举中获得了多数选票，然而它的纲领与其他政党的目标存在如此根本的区别，以致于被认为不具备联合能力。“新左派”（NiuewLinks）以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影响在工党中占据支配地位，其奋斗目标是引入每周25小时工作制，以便使妇女和男人一样能够协调好工作和抚育子女的关系。工党的对外政策观念同样与宗教性的中间政党和自由党的纲领不相容：工党积极支持反核能运动，坚决反对美国在荷兰部署核武器（Becker/Cuperus1998；vanPraag1994）。工党内部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1986年达到其高潮。尽管选票增加，基民盟还是成为最大的政党，工党没有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这种“虽胜犹败”（vanPraag1994）推动了一系列的党内变革。

    纲领方面的新取向首先出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能实行一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对慷慨大方的荷兰福利国家的结构保守主义的立场逐渐软化了（Green-Pedersen/vanKersbergen2002）。1986-1988年间，工党设立了三个工作小组，它们负责制定工党有关纲领、策略和组织上的新取向的建议（Wolinetz1993：102-104）。

    1989年工党成为基民盟执政伙伴的时候，因工作小组的报告而加快的工党纲领的革新进行得并不顺利，而且根本没有完成（Becker/Cuperus1998；vanPraag1994）。经济的衰退迫使财政部长库克――前工会主席，1986年以来担任工党主席――共同担当1991年“无工作能力养老金改革”。因这一改革计划他在党内、工会和选民中都遭到了巨大的反对。议会党团尚可通过辞职威胁来惩戒，但工党在1990-1995年间失去了差不多1/3的党员（党员人数从91784下降到64523，参见：vanKersbergen1999：159）。它在1994年大选中失去了1/4的议席，与工会的关系明显冷却。

    然而由于基民盟失去的选票更多，工党仍然令人惊讶地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与右翼和左翼的自由主义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和民主六六党）组成了“紫色联盟”。此刻工党还没有完满地从纲领上对变化了的政治框架环境作出回答。尽管工党与工会的联系不像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表现的那样紧密，但在维姆?库克于1994年成为首相之后，还是不能实现基本纲领的任何修正。1997年的基本纲领直到“紫色联盟”结束还在形式上保持不变。正是两名党主席之一的菲利克斯?罗滕伯格通过一项议员选举改革，设法使一大群自由主义取向的工党议员进入议会（Green-Pedersen/vanKersbergen2002：518）。也正是那些议员在1994年敦促工党与自由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紫色的”左翼自由主义联合政府在荷兰政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45年以来，基民盟及其各宗教政党前身一直参与执政。它在荷兰的政治生态中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工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是世俗政党，它们在经济方面的存有争议的路线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由民主人民党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方针，在政党政治中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994年大选前，这两个政党的联合执政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