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政府的政策显示了两个决定性的特征。首先，社会党带着坚决的左翼色彩开始执政，并明确表示反对纲领上的修正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虽然社会党尝试了全新的政策工具，但总的说来传统的政策模式仍居主导地位。其次，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被1997至2001年间有利的经济发展掩盖住了。到2001年为止，不只是法国民众对其政府感到满意（Cole2002a）。政府尽管表面上成就斐然，却错过了利用经济繁荣的有利时机进行耽搁了的结构改革，政治学的评价（例如Clift2001，2002；Uterwedde2000b，2000c）也对此只字不提。

    在财政政策上，政府起先遵循了人们所说的区位竞争的铁律。尽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1997年达到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在开始时企业的税负甚至被提高了，然而大约在国民议会任期的中期，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广泛的一次降税得以通过。负所得税“就业奖励金”的实行也符合比较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尽管其规模仍然太小，尚不能带来积极的就业效应。两项措施都遭到社会党左翼和联合伙伴的反对。在2002年经济景气带来的高税收收入和宪法委员会一份判决的帮助下，这些反对得以克服。尽管这样，法国国民和企业仍然一直承受着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税费负担。降税和同时为昂贵的选举承诺（每周35小时工作制、青年就业项目）买单妨碍了国家财政的巩固。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甚至在经济繁荣阶段就已经提高。所以，法国在经济景气结束后显著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负债界限，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就业政策上，政府的耽误同样显而易见。虽然失业率能降低两个百分点，就业人数提高了近200万人，但这一进展首先与其说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不如说是因为有利的经济状况。虽然提高购买力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繁荣，工时缩短和青年就业项目加快了景气性失业的消除，但法国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未被解决。通过对低工资部门的补贴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框架内的其他补助，因工时缩短引发的实际工资成本上升能够被弥补，但企业负担的真正减轻却并未因此得以实现。所以，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就业效应极小。虽然有意义的公益性工作的任务在青年就业项目的框架内得以完成，但为了持续地促进青年失业的降低，这个项目的设计本来应更多地针对青年培训。失业保险的改革犹豫不决。不论是“支持”还是“要求”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相应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于共产党的反对甚至连社会伙伴提供的改革的行动余地也没能利用。但应得到积极评价的是，劳动市场政策措施现在适用于一切失业者，而不像以前只适用于失业金领取者。不过，在共产党压力之下计划的对本来就已经僵硬的法国劳动市场的进一步规制被宪法委员会阻止了。

    在社会政策上，人们也能观察到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推延。由于畏惧民众的，尤其是工会方面的抗议，政府不敢冒险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储蓄计划或者养老基金的新规定之所以能获得较积极的评价，是因为建立私人补充保险的刺激因此得以激发。领取社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得到提高，防止了转移支付体制的一种典型的“惰性陷阱”。通过实行普遍的全民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中一个主要涉及微薄收入者的空白得到填补。但是，政府没有成功地降低法国卫生保健体制高于平均水平的巨额开销。而计划实行的超过支出预算时的医生集体赔偿，不是由于政府缺乏胆量（如在德国那样），而是因宪法委员会的杯葛而失败。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对若斯潘政府的评价更为积极一些。几乎一切措施都有利于底层民众并以减少社会不平等为目标。只有前任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继续和企业负担的减轻不在此列。所得税税率，特别是与负所得税的实行相结合来看，变得更具累进性，再分配的效果因此得到加强。社会普通税改革同样如此。总体而言，只有劳动要素和消费要素的负担得以减轻，但资本的负担则没有被减轻。增值税的降低，尤其劳动密集的服务业税率的降低，对此也作出了贡献。就业政策显示了社会民主党值得追求、同时也是矛盾重重的轮廓特征。主要是大企业员工从工时缩短中获益，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受益较少。低技能的就业人员特别拒绝工时的缩短和灵活化，因为他们不再能够通过加班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对宽松的失业者期待可能工作的标准的坚持和严厉的解雇保护规定尽管有利于转移支付的获得者和劳动市场的场内人，但政府却因此没有给出针对不足的劳动市场进入问题的答案。

    社会最低保障金的提高和全民医疗保险的实行是传统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范例。医疗保险变得更加普及，改善了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单亲母亲的处境。通过养老储备基金，一种边际性的资本保证在养老保险中得以实行。为了不让养老金水平遭受金融市场的风险，它处于政府监护之下，这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是受欢迎的。但养老储备金的实行还远不足以使养老金在人口变迁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