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不满33岁者不能领取无劳动能力保险金。但在大多数工资合同中都包含了保证雇员工资维持以前从无工作能力保险获得的救济金的水平的条款。

    政府在病假津贴方面也实行了改革。1994年1月起，企业主必须照付职工患病最初六周之内的工资（小企业只是两周之内）。但企业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也被降低了（OECD1996b：29）。

    荷兰在养老保险政策领域承受的问题压力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稍微小一些。养老金体制由三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靠雇员缴纳保险费筹资的国家统一保险金（AlgemeneQuderdomswet，AOW）。以50年保龄为基准，超过65岁的单身者获得最低工资的70%，已婚者各50%。少一年保龄则减少2%，以此类推。第二个支柱是企业年金，其覆盖率很高：1985年全体就业人员中82%已经拥有一份企业年金，这一比率在2000年上升为91%（DutchMinistryofSocialAffairsandEmployment2002）。企业年金在工资协议中被商定，金额的计算方式使得养老收入（基本养老金加上企业年金）相当于最后工资的70%。私人养老保险是第三个支柱。即使其基本结构显示出一些与德国养老金体制相似的地方，但有两项法律规定导致其朝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旦工会与行业的某一企业主达成了关于企业年金的协议，其规定就对这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具有约束力。这导致了企业年金的高覆盖率。第二，企业必须将年金资产存放在企业以外的独立养老基金中。而德国在税收方面鼓励企业把这些资金作为记账储备金（Buchreserven）留在企业内部作为有利的融资渠道加以利用。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积极发展，荷兰模式被证明为更胜一筹。1998年，日益增长的年金基金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41%（Haverland2001）。总体而言，荷兰养老收入在欧洲相比是高的。但国家财政负担大于英国，尽管两国企业年金覆盖率几乎同样高，原因就在于更高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水平。荷兰的人口变迁与德国一样问题重重，因此养老保险机构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增大了。

    荷兰的卫生保健体制显示出一些与德国体制的相似之处。从保险方面看，它被划分为法定保险（人口的2/3）和私人保险（人口的1/3）。这些保险覆盖了“正常的”救济支出。针对病假津贴有一个专门的保险（见上）。此外还有一个针对持续治疗和长期医疗看护的强制性保险。通过所谓的家庭医生模式和药店之间的竞争，卫生保健事业中的费用爆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根本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为了使支离破碎的体系得到更有效率的组织，应该实行一种统一的基本保险，在补充保险领域中引入自由竞争。但在当时的卫生部长西莫尼斯（基民盟）不愿与力量强大的医生、医药和保险联合会协商后，导致强烈的反对。计划因而最终流产（Kümpersetal。2002）。

    总起来说，新的“紫色联合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面临如下情况：

    ――无劳动能力保险的问题压力最为巨大。尽管通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救济金削减，人们能够阻止费用的进一步提高，但救济金领取者人数的决定性的减少却未得以实现。此外，如果人们希望降低保险费和降税，就业率的提高同样是必要的。

    ――养老保险上承受的压力相对轻一些。最大的经费缺口预计到2030年才会出现。这一体系由于高额保险费，其基础至今仍然相对坚实。但如果人们不希望继续提高保险费的话，也必须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尽管卫生保健体制方面的压力在“紫色联合”之初还相对极低，但它在不断加大。

    7.4.2目标：改革，而不削减1994年，工党对社会福利制度问题并不存在争议：“荷兰社会保险处于压力之下”（PvdA1994）。在1994年的竞选纲领中，接受带薪工作的激励的不足被认为是筹资困难的原因所在（PvdA1994）。工党公开赞成社会福利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但无论在竞选纲领、还是在联合执政协商中都坚持不对救济金的金额和领取时间长短作出限制（PvdA1994；Hemerijck2002：251）。相反，应该研究加大接受工作的激励的各种可能性。在1994年的竞选纲领中，负收入所得税作为一种可能性被提及，但重点应首先放在执行机构的结构重组。为了使社会保险体制的管理和执行转向一种更具有激活性并以重新融入社会为导向的政策，市场机制应受到更多的青睐。社会保险组织机构中竞争成分的扩大得到明确的支持。

    四年之后，社会救济金与工资增长无条件挂钩。如果经济增长高于谨慎估计的2%，最低工资和社会救济金应得到高于工资增长率的提高。

    在养老金体制中，工党因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开支压力也明确指出了行动的必要。但它在这方面同样拒绝通过削减养老金或者提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