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的领取年龄来进行调解（PvdA1994）。相反，它建议通过提高就业率来加强收入一方。此外，应审查建立资本积累形式的养老保险的可行性。工党在1994年时还宣布要给予年老雇员在65岁之前退休养老的机会。到了1998年，提高年龄超过55岁者的就业率反而成了竞选纲领中的固定组成部分。

    7.4.3“紫色联合”改革对雇员和雇主的激励“紫色联合政府”就职之后利用了布梅耶尔委员会的结论所开启的有利的时机窗口。首先，法定病假津贴被完全私有化。从1996年开始，只存在私人病假津贴保险机构，保费全部由企业主承担。除了取决于收入的基本保险费，保险公司必须根据企业员工患病状况分级收取保险费。患病期间工资照付的额度从75%降到70%，而时间被延长到52周。1990至2000年间，因患病造成的缺勤时间从7.1%减少到约5%（SER2000：7）。

    在1996年下半年无劳动能力者的人数再度上升之后，政府决定推动进一步改革。1998年，所谓的《PEMBA法》，即《保费分级和市场化的无劳动能力保险法》生效：与病假津贴的情况相似，企业主如今也必须独自承担无工作能力保险费。法定的无工作能力保险仅通过一揽子的雇主社会保险费负担长期伤残的费用。无工作能力保险最初五年的经费――与病假津贴的情况一样――通过企业缴纳的特别保险费来筹集。企业主可以在法定保险或者私人保险中作出选择（Hackenberg2001：130-131；OECD1998b：82-84）。“紫色联合政府”既没有像上一任政府那样削减救济金，也没有提高获得救济金的条件。相反，费用的内部化和保险费的分级应该激励企业主减少无工作能力现象。这解释了改革只引起了极少抗议的原因（Visser/Hemerijck1998：200）。同时，通过1998年的《REA法》即《职业障碍者重新融入法》，无工作能力者重新融入社会的经济刺激也得到显著加强。但事实同样说明，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无劳动能力问题并不是长久之计，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继续高居首位。

    2004年，因病假津贴和无工作能力的支出数额名义上基本与1994年相同。用于失业和社会救济的支出的降低更为显著。除了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积极的经济发展，《失业和社会救济法》中纳入激活性成分也对此起了作用：1995年，失业和社会救济获取资格的标准在《失业保险法》（Werkloosheidwet，WW）中被提高了（Hackenberg2001：126-128）。失业保险的给付金被按照就业时间的长短分级。领取救助金的金额为最近收入70%的最长期限为5年，缴纳保费40年后有权取得这种资格。随后有资格要求最长期限为两年、金额为法定最低工资70%的失业金。就业时间极短的失业者要获得失业保险的资格，应至少在最近39周中有26周从事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才能取得为期6个月的失业救济资格（最低工资的70%）。另外，“期待可能工作”的标准也于1996年被提高。在救济金领取者方面的这些改革之后，企业主方面的激励结构也在1998年得到加强。此前，失业最初13周的救助金的一半由失业保险筹资。另一半由通过行业专有的企业主保险费筹资的基金负担。如果某一行业解雇的人数上升，这一行业内企业的保险费也会上调。对半分担阶段的期限在1998年从13周提高到26周。但这种措施的成就相当受怀疑，因为行业特别保险费可能会使单个企业的成本越来越外部化。而企业特别保险费本来就被认为管理成本极高（Delsen2002：154）。

    在1996年社会救济金也被改革了。按照新的法律即《新社会救济法》（nieuweAlgemeneBijstandswet，nABW）的规定，独身者的资助标准降低到最低工资的50%，单亲者获得70%，夫妇和未婚生活伴侣一共得到100%。而且，几乎所有社会救济领取者都要履行求职义务。只有5岁（此前为12岁）以下儿童的单亲父母可被免除求职义务。重新融入计划被制定出来，救济金在拒绝教育或培训措施的情况下会被削减。期待的可能工作的标准变得更加严格，对救济金领取者健康和收入状况的监督得到更有力的组织（财政局、医疗保险和乡镇机关的信息交流），以防止滥用（OECD1998b：102）。

    乡镇的作用也在这个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了加强。它们负责当地重新融入计划的管理和制定，可以根据规定的标准将基本救济最高提高20%或者降低15%。

    结构改造除了上述改革，社会福利体制的机构重组也是“紫色联合政府”最重要的切入点。1995-2000年，政府分三个步骤重新调整了社会保险体制的组织和执行机构。自1952年以来，监督和管理的最高权力由双边领导的社会保险委员会（SocialeVerzekeringsraad，SVR）负责。执行机构是同样以双边形式组织起来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