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田模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乍看起来，荷兰最近十年的成就单令人印象深刻。失业率从高于7%降低到约3%，国家债务从1994年的83.8%降低到2002年的略高于60%。由于税收负担同时也被减轻，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紧缩政策。虽然节流政策也包含了社会福利体制中的削减，但这些措施主要在“紫色联合政府”之前就已经开始。削减政策实施多年之后，荷兰仍然不失为一个全面福利国家，其救济金水平远远高于单纯的最低生活需求保障。

    就业成就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中期，登记失业率还高于7%；从2000年起，“紫色政府”已宣布在荷兰实现充分就业。2000-2002年间，荷兰年失业率不到3%。大幅提高的妇女就业和下降的青年和长期失业更加强了这种积极印象。但这一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非全职工作的巨大增长。与这种极高的、几乎达40%的非全职工作比率相得益彰的是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同样极高的对这种工作形式的接受。1997年，仅5.5%的非全职工作人员更愿意拥有一份全职岗位，欧盟的平均值远高于此（Visser2002：36）。非全职工作的高比率因此决不是“被迫de”，相反，它在极大程度上符合了荷兰雇员的个人偏好。如果人们援引妇女在非全职工人中的极高比例，妇女就业率的大幅提高也就能够得到说明。在欧洲范围比较，荷兰妇女就业率提高到了平均水平之上：1994年这一比率还是57.7%，2002年达68.3%。此外，非全职工作岗位的增加使用于与工资相关联的社会转移的支出降低了（Keman2003：131-132）。因此，它也为社会福利开支的降低作出了贡献。

    但是人们也能看到荷兰劳动市场发展的一些消极方面。比如，在荷兰一直存在极高比例的不参加工作者，他们在统计中被视为无劳动能力者。许多非全职工作岗位的工作条件也不完善，以致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妇女中的无工作能力者人数的上升高于平均水平（deGier/Ooijens2004：12）。迄今为止，一切试图控制无工作能力问题的努力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将无工作能力保险的费用转移给企业的做法也没有任何成效，在此期间大部分企业都参加了私人再保险。此外，越来越多的的企业在雇用新人时进行风险筛选（Risikoselektion），以保持尽可能低的保险费支出。虽然1998年以来无具体理由的医学雇用检查被禁止，但仍然存在充足的规避可能（例如延长试用期、定期合同以及私下询问从前的雇主；参看：Gre？2000；vanOorschot2002）。

    几乎保持不变的无工作能力者或不寻找工作者（隐性失业）的高比例问题因2002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再次显现。2003年，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的新政府觉得自己不得不从财政上对失业保险和提前退休规定进行干预。

    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

    荷兰的圩田模式是不是一种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福利国家的典范？与其他国家相比，人们在荷兰极难把政策归因于某一单个的政治行动者。这主要与数量众多的参与决策过程的行动者有关。除了与联合伙伴进行协调之外，还得与在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的的社会伙伴协商。虽然结构重组削弱了社会伙伴对社会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劳动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赋予他们极大的否决潜力，这也是接任的巴尔克嫩德政府在尝试新的无工作能力保险改革时必将遭遇的。此外，众多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与从前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预算巩固和税费减轻无疑是荷兰成就的一块基石，但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使荷兰工党遵守这一方针，右翼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民主党必须一再坚持履行联合协议。

    1989-1994年间在共同的联合政府中与基督教民主党人一起向社会福利体制开刀之后，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在基民盟选票流失严重的情况下才幸免于落选。在“紫色联合政府”时期，工党试图避免社会福利体制中救济金的进一步削减。通过开放再融入市场（Reintegrationsmarkt）而在社会福利体制中融入竞争因素没有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相反，它与同时进行的权力下放一起使救济金领取者的个人情况得到更多的重视。与此相比，人们对于无工作能力保险和病假津贴保险的激励结构的评价则大相径庭。荷兰企业主试图在雇用之前更多地检查求职健康状况，因此人们臆想的风险群体更难进入劳动市场。这既违背了非商品化的传统目标，也与以融入劳动市场为中心的新范例相悖。20世纪90年代荷兰社会政策的“第三条道路”在于救济金额度的极大程度的维持，在于进入规则和期待可能工作规则的强化，在于竞争成分的融入――社会民主党新旧工具的一种混合。

    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紫色联合政府”在劳动市场上的成就。即使劳动市场政策包含有重新商品化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