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荷兰病”的症状

    荷兰的社会福利体制最可能被归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的类型（Esping-Andersen1990），或者更确切些说，归入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国家类型。但荷兰体制也具有税收筹资的“全民保险”的一些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失业保险（WW）、医疗保险（ZW）和无工作能力保险（WAO）只靠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费筹资；其管理和执行由社会伙伴负责。无工作能力保险的特殊安排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保险保证了一切无劳动能力者的收入，专门的工伤保险是不存在的。获取无工作能力保险资格的标准是雇员所患疾病使之超过一年的时间不能从事之前的工作。在此，它没有根据无工作能力是否为职业行为的后果而作出区分。特别是所谓的“劳动市场条款”被证明是成问题的：在决定无职业能力程度时，不仅以疾病或残疾的严重性为基础，而且也以相关者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的机会为依据（Aarts/deJong1996：25-26）。无工作能力保险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受补贴的提前退休项目。在这一保险于1967年被实行的时候，人们估计有资格要求者约为20万人。仅10年之后，领取这种保险金的人已达50多万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为将其控制在100万以下而苦苦挣扎――在就业人口仅600万的的情况下，这在欧洲范围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发展。尽管1982-1989年的基民盟与自由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吕贝尔斯第一、第二任政府）曾宣布对社会保险进行根本改革，但事实上只有细枝末节的变动得以实行，其基本结构并未改变。

    企业主宁愿劝说雇员走上无工作能力之路，而不是采取正常的解雇。一方面，解雇程序在荷兰既费时又繁琐。另一方面，企业的这种做法得到工会的支持：与失业金不同，无工作能力养老金的领取没有诸如寻找其他工作之类的义务，领取时间不受限制。反过来，工会在工资协商中对雇主作出让步。另外，由于无工作能力保险（跟负责这一保险的医疗调查委员会一样）为社会伙伴两方管理，这种交易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豪无障碍地顺利进行着。此外，吕贝尔斯总理认为，工资克制对于降低失业是必要的（Hemerijck2002：248）。出于这一原因他不愿意干涉这种受全社会质疑的行为。

    政府没有进行结构改革，只限于削减社会救济金。1982-1990年，法定最低工资没有随通货膨胀或工资增长而提高，它在此期间从约为平均工资的80%降至不到70%。社会救济金还被进一步削减：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无工作能力保险金金额从最近领取工资的（有些情况下是最低工资）的80%降至70%。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使无工作能力人数持续上升的现状发生什么变化。

    工党在1989年被基民盟纳入联合政府时，首先排除了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进一步削减。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应该被减少。在政府宣布强化领取标准、降低50岁以下者的无工作能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水平之后，荷兰国内爆发了战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Visser/Hemerijck1998：159）。工党内部产生了分裂，流失了1/3的党员，库克勉强保住了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这些措施仍然得以实行，这对于接任的紫色政府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外，政府实行了新的挂钩制度，这种制度将最低工资和社会救济金相应于工资增长的年度提高与两个条件挂钩。只有在工资增长不高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以及惰性与积极性的比率（I/A比率）不高于规定值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和社会救济金才根据工资的增长而提高。由于后一条规定，这种挂钩在1993-1995年间被被暂缓执行（Visser/Hemerijck1998：193）。

    在与基民盟联合执政时期，社会保险对工党就已经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政策领域。尽管如此，日后改造的基础还是在联合政府中得以奠定。问题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其顶峰。尽管基民盟投票反对，一个审查社会保险机制，特别是无劳动能力保险的运行方式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在社民党的提议下得以设立。这个以社会民主党主席弗利普?布梅耶尔（FlipBuurmeijer）名字命名的委员会推动了这一体制日后的机构重组（Visser/Hemerijck1998：197-199）。由于公开转播的布梅耶尔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使社会伙伴不能继续坚持双边管理，因此基民盟/工党政府于1993年8月在《无工作能力法》中确定了新的期待可能工作的标准。1994-1995年间，近10万人在随后的无工作能力者医疗审查过程中失去了无工作能力身份（OECD1998b：85）。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效果，领取者人数后来又再度上升。但无劳动能力者如今也必须接受低于其最近所从事工作水平的工作。救济金金额被根据年龄进行分级（从最近工资的70%到法定最低工资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