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问题压力：有福利，无工作

    荷兰的就业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潮。这个时候，积极的就业政策主要由公共服务领域的雇用项目和建筑行业的订单工作组成。但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无工作能力养老金或失业金弥补失业者的收入损失。一直到1991年都没有用于职业介绍、就业或者类似项目的专项资金。相反，劳动局隶属于社会福利局，它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预算来自于社会保障支出后剩余的资金（Visser/Hemerijck1998：208）。工资政策被认为是荷兰就业政策的决定性工具。但就业危机还是在荷兰式的法团主义――最低程度是一种缺乏共识的法团主义――被诊断终结的时期爆发了（Visser/Hemerijck1998；Wolinetz2001）。1982年通过的《瓦森纳尔协议》（AbkommenvonWassenaar）通常被认为是后来20年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劳动市场成就的奠基石。第一任吕贝尔斯政府（1982-1986年）明确指出不再准备将工资协商的结果移植到公职部门，并以企业部门结构重组和通过法律规定来拆分工作岗位作为威胁。无论工会还是企业主都觉得自己塑造工资政策的可能性受到了持久的威胁，遂一致同意在随后几年抑制工资增长。雇主在工作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应得到补偿。《瓦森纳尔协议》不包含具体的规定，它由三点内容组成，不过是一份有关建设性的合作和适当的工资协定的声明而已。但社会伙伴以此保证了它们在未来的影响。在随后的一轮工资谈判中，工会接受了私营部门中工资的实际下调。一直到1987年，经常会达成一些低工资协议和与牺牲工资相结合的工时缩减。协议工资在1982-1989年的年度增长明显低于2%，《瓦森纳尔协议》后的最初几年的工资增长低于物价上涨率（Visser/Hemerijck1998：147；同样可参看：Hemerijck/Kloosterman1995：290-292）。然而，启动中的经济增长被20世纪90年代初的衰退打断。除了失业率，令人吃惊的低就业率同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使得积极劳动市场项目从1990年起在荷兰越来越受到青睐（OECD1998b：103）。政府针对青年失业者实行了使职业经历与教育和培训措施相结合的国家项目。从1990年起，还发起了一个为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三年）提供乡镇工作岗位的项目（劳动力储备项目，Banenpools）。

    1992年，还处于经济衰退印象下的政府以停止工资增长相威胁。陷入僵局的社会伙伴协商由于工会降低工资要求而达成协议。工资协议规定了低于物价增长率的工资增长，但政府规划了非常多的更根本性的改革：它威胁废除关于工资协议普遍约束力声明的法律。这一对荷兰工资协定体系的进攻是1993年12月社会伙伴通过的协议《新方针：工资协商议程》（Eennieuwekoers：agendavorhetCAO-overleginhetperspectiefvandemiddellangetermijn）的导火索。工会在协议中接受较低的工资增长和协定工资标准运用时的更大灵活性，而雇主答应缩短工时和扩大企业委员会的影响。

    如果新的“紫色政府”继续听任社会伙伴在工资协定政策上自行其是，那么，它也可以对工会相对建设性的行为寄予希望。但是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是6.9%的失业率还是几乎50%的长期失业率，都使政府面临急迫的任务。高达10.9%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议事日程上的重中之重――尽管它低于欧洲平均值。青年失业率自从80年代中期超过25%以来，更是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如果想赢得财政政策方面的活动余地，就业率（68.8%）必须同样被提高。低的妇女就业率（仅为57.7%）尤其明显地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后面。荷兰的情况尽管稍好一些，但还是越来越类似人们在90年代社会保险原则的福利国家中的典型现象：“有福利，无工作。”（Hemerijck/Manow/vanKersbergen2000）7.3.2目标：创造工作岗位，而不削减社会救济金“紫色联合政府”的座右铭是“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更多的工作岗位”（Visser/Hemerijck1998：211）。但工党在竞选中也提出需要警惕劳动市场的“美国化”。最低标准不应被取消，相反，应该主要减轻劳动方面的税费负担，提高消费的税负（PvdA1994）。此外，现在的工作应该被分给更多的人：每周32小时工作制被建议设定为全职工作时间标准。获取非全职工作的权利应受到审核，但无论如何都应使全职和非全职工作实现权利平等。1994年，工党与右翼和左翼的自由党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就与社会伙伴合作制定创造劳动市场更多灵活性的措施达成一致。

    1998年的竞选纲领强调了第一届议会任期的成就，但也突出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性。低工资领域受到特别关注。雇主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