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已经在预算巩固的工具方面实行了政策转换，宣布了一套从长期看着眼于1995-1998年而主要包含削减开支的一揽子方案。左翼党坚持六个月之前才达成的合作协议，指出了这一揽子计划的限制性取向并表示拒绝同意。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瑞典政党体制有利于强大的社民党的机会结构（Gelegenheitsstruktur）出现了。当议会中的其他五个政党中的中央党表现出可能的支持时，社民党宣布取消与左翼党的合作。社民党接受了中央党的要求――在采取其他措施时首先与它合作――与之共同作出了巩固预算的决定。作为对支持政府预算巩固计划的交换，中央党在谈判中成功达到了降低食品增值税的目的（从21%降低到12%）。这削弱了预算巩固的推动力，但向民众则被解释说这样做有利于减轻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中央党适时把减少直至完全放弃核能利用这一议题重新提到与社民党谈判的议程上。预算巩固计划包括对所有社会保障领域的削减和普通支出的削减。受到公众和工会最明显反对的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父母保险的一般工资替代率从最近净工资的80%降低到75%。这项总额为38亿瑞典克朗的削减相对于整体预算巩固计划而言是相当微不足道的。

    与此同时，政府立法规定：瑞典应摆脱景气循环实现2%的财政盈余。到1998年为止，财政措施应完全生效，应实现总额约为1260亿瑞典克朗或国内生产总值8%的财政盈余。按照瑞典政府的说法（Regeringkansliet2000：28），五等分组中的最高收入家庭组承担了43%的削减费用，而最低收入家庭组只须负担11%。这种负担分布不只是针对高收入和财产而征收特种税的结果，也是同样给予收入较高家庭的普遍转移支付减少的结果。

    这些特种税之所以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们对于预算巩固的作用，而在于它们作为象征性行动的影响力。这些行动展现了社民党让这些民众群体也参与预算巩固的意志。

    发布中央国家预算的新程序与预算巩固计划一起被确定下来。它终结了之前缺乏协调的预算编制体制，从长远看将对预算稳定作出特别的贡献。

    最高支出上限被认为是一道防线。凭借它，因经济景气增加的财政收入不被用于会在经济困难时期给财政造成结构性负担的支出。但引人注意的是，在开始时保障框架的范围远远大于后来的几年。在第二届议会任期，社民党少数派政府与支持它的政党之间不断出现有关最高预算支出上限的争执，但实际上的分配之争围绕的是某一预算支出领域内的资金划分。

    预算巩固工具上的政策转换与社民党内部的领袖更替是一致的。直到1995年10月财政部长约兰?佩尔松才表示同意接替多年的党主席因瓦尔?卡尔松。政府不会偏离已经开辟的道路，从所谓的“钢水熔池政策”（st？lbadspolitiken）到预算巩固政策都将得到延续，这一切都随着领导的更替而变得明了，因为作为这一政策设计师的党的领袖和政府总理的名声现在已经取决于这一政策。

    社民党政府在第一届议会任期摆脱了客观的艰难处境，它从策略上最充分地利用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和在议会中的既有权力资源所赋予的种种机会。它先与左翼传统化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实施了增税政策，然后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实施了削减政策。有利的时机是指，政府预算巩固计划终结的时间点恰恰处于由现代化的出口企业推动的经济繁荣的开始阶段。

    政府在削减中走进了欧洲的经济繁荣。经济复苏和财政政策对于预算巩固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是很难量化的。可以认为，预算巩固计划的作用大体为其他因素影响的两倍，这其中包括起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OECD1998c：53；1999d：56）。

    1998年起的第二、第三届议会任期得益于预算巩固方针和有利的经济发展态势，瑞典在1998年完成了预算整顿。但难以确定劳动市场状况是否也得到了改善。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中宣称其路线不可替代，它进攻性地提出，没有平衡的财政就不能实行充分就业政策。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Medomtankeomframtiden）中，社民党称面临的挑战被史无前例，并自忖为是唯一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的政治力量。现在，由于预算得到巩固，政府已经有财力支持和实行扩张性的就业和社会政策。

    尽管这样，社民党在1998年议会选举中选民还是比1994年减少了8.8%。这一自瑞典1920年实行普遍选举权以来社民党取得的最糟糕的选举结果说明了其失败程度。社民党失去的选民几乎全部转向左翼传统主义政党。

    在此，在必要的预算巩固压力下实行削减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两难困境得到了示范性的说明。这样的一种政策必然损害再次当选的机会，因为那些传统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受益者会远离选举。在这一点上，瑞典社民党（与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姐妹党一样）由于历史形成的政党制度，与其他社会民主党相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