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种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作为少数派政府它恰好能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实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另外，它也能在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帮助下实行不利于自己选民的必要的削减措施，这在与左翼政党的稳固联合中几乎无法实现。另一方面，那些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向其拥护者和选民解释，当另一个选项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时，它们为什么还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政府下台。

    由于两个左翼政党对于政策的执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民党从1998年起必须接受它们的意见。得益于经济增长和优惠的利率，已没有必要再实行更为严格的预算巩固计划。相反，政府现在遵循一种谨慎的财政扩张政策，尤其要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的福利支出。这样，两个庞大的政策计划被启动了，两个支持社民党的政党的影响更是一目了然：

    ――从1992年以来持续提高的社会税特别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从2000至2003年，政府应分四个步骤使个人所得税中的社会税得以全额减免，以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到2002年为止，雇员社会税的3/4已经从所得税中免除。由于无法确定预算指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最后一个步骤先被从2003年推延到2004年，而后又被推延到2005年。直到2005年，政府才宣布免除社会税的87.5%（Regeringskansliet2004：32）。

    ――政府宣布了一种“绿色的课税对调”，也就是说，连续提高生态税而同时降低其他税种的税率。2001-2010年，预计应实现增收300亿瑞典克朗的目标。到2002年为止，已经因此而增加了总额为67亿瑞典克朗的财政收入。它们被用于提高中央国家个人所得税免税金额，降低社会税0.1个百分点，把图书增值税从21%降低到6%，以及公共交通增值税减半。这样，课税对调不仅涉及直接税，而且还涉及间接税的内部调整（Br？nnlund1999）。

    1998年以来，税收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对社会支出的财政资金的保障优先于可能的降税。为高收入群体降税尤其被认为不可接受的（Regeringskansliet2002a：19；Regeringskansliet2003：24）。政府在2000年以来的全部《预算法案》中都强调这样一个目标，即利用可能的预算回旋余地来增加划拨给乡镇用于扩大社会福利的拨款，而不考虑降税――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保障社会平等。如果确实考虑降税，它应该首先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

    小结在社民党的预算政策中，人们能观察到一小一大两个政策转换。一开始，政府以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提高财政收入的政策来追求巩固的目标。六个月之后，这一政策就被改变，转变为一种在所有领域削减支出的政策。刚一开始，预算巩固就作为优先选项在财政政策中得以贯彻。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削减开支的均衡策略。因此，高个人收入显然被考虑为预算巩固所用。执政的社民党能够挺过这样一种“紧缩政策”，是因为它由于政党竞争而拥有多个选项，在随后的大选中“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能够抓住一颗“左翼的救命稻草”。此后，由于预算整顿政策的结果，把增加的资金用于提高国家支出、而不用于大规模的降税计划的这样一种传统的财政扩张政策成为可能。这种政策取决于，中低收入者也同样愿意用高税收来支付国家开支。虽然高收入者由于55%的最高税率而承受了沉重的负担，然而，较低收入者的负担同样没有得到明显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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