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体系由一个部分由税收筹资、与收入无关的基本养老金和一个由保费筹资、与收入相关联的补充养老金（ATP-Rente）组成。两个部分都被设计为现收现付制和资本积累制的混合体。一直到1993年，连续不断的开支和所谓的退休金基金（AP-Fonds）都靠雇主缴纳的以工资总额为基础的保费筹资（1990：补充养老金13.0%，基本养老金7.45%）。基本养老金所短缺的资金由来自一般税收的财政收入负担。雇员不缴纳保险费。20世纪90年代初，一系列专家报告鉴别出了瑞典养老体系的基本弱点。最重要的四点为：

    （1）对高经济增长的依赖性太强；

    （2）补充养老基金（ATP-Fonds）的耗竭；

    （3）替代金与保费的微弱挂钩；

    （4）用于基本养老金费用的上涨。

    除了政府和社民党，形形色色的工会联合会是立法准备阶段的重要行动者，因为它们不仅代表了雇员的利益，而且代表了未来的退休者的利益。尤其对社民党来说，不顾所有工会的反对而实行改革的风险过大，它通过内部的沟通渠道首先保证了工会联盟（LO）所属工会的一定的影响。

    对工会的区别对待对于实行改革具有突出的意义（Anderson/Meyer2003）。工会的利益在一个关键点上相互区别开来。工会顶级联合会专业职员联盟（TCO）和职业联盟协会（SACO）主要代表中高层职员和学者。因此这两个行动者更大的利益在于维持从前的收入关联性（Einkommensbezogenheit）的主要成分。在旧体制中，未来获得的补充养老保险金的计算以收入最高的15年为基础，因此尤其有利于那些较晚进入职业生涯、但在职业升迁的过程中工资增长较快的从业人员（如学者）。与此同时，那些职业生涯更长、但工资没有较大变动的从业者的利益则会受损。这些职业群体的利益正好为工会联盟（LO）所代表。

    由于社民党在最终方案中照顾到了工会联盟的利益，因此能够赢得它的支持，防止了所有工会的一致反对，并把其他工会联合会内部的反对称为“冷酷的”利益代表。

    新的养老体制应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过渡时期之后才会被逐步实行。一直到2015年，1954年加入养老保险的员工才能完全按照新体制获得养老金。用于经费筹措的保费也被逐步提高。退休金基金（AP）的财政储备显著降低了时间压力，它的逐步取消能为过渡过程所利用。代际双重负担因此得以避免。

    两项新规定进一步稳定了养老金体制。在复杂的养老金计算新公式中，新设了一个使养老金与一次性确定的养老保险费相挂钩的因子。因此，在支付者与领取者的比例变得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从长远看养老金会下降。

    根据新的立法，人们能够退休的年龄段被规定为61～70岁之间。年龄不满65岁退休时（超过65岁得到全额养老金），人们必须承受退休金的显著降低（例如，61岁退休只被给付应得退休金的72%），超过65岁退休获得额外补贴（例如，70岁退休获得养老金的157%；Schmid2002：211）。由此，有关退休时间的规定被灵活化了，以激励人们在一生中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且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被下放到个人手中。

    尽管社民党不得不对资本积累的私人退休金作出让步，但它把通过统一保障养老金使养老保险的全民特征得以保持，通过同等的出资使雇主“共同”参与当作自己的政绩。财政基础因养老金调整公式和改革了的养老金金额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加强。尽管如此，新的保障养老金恰恰体现了养老金政策中的一种明显的路径转换（Hülsmann/Schmid/Sch？ll2001），因为它与旧的养老金不同，领取者要接受经济情况调查。因此，它不再具有全民性，个人养老金在将来会更显著地区别开来。

    卫生保健政策中一开始暂时削减，而后谨慎地增加支出社民党在1994年执掌政府之后在卫生保健政策领域中撤消的第一批改革，是家庭医生的可自由选择性和私人医生的开业自由，但已经开办诊所的医生可以继续经营。但在社民党的领导下，医疗保险中的附加费、等候期、下降了的救济金水平以及1993年首次实行的雇员社会税（大约为工资的1%）保持不变。1994-1997年间没有任何“扩大福利”的政策。在1994年11月的预算巩固方案中，社民党与左翼党就社会税提高3%以增加收入达成一致。在1995年4月的预算巩固方案中，双方商定医疗保险的给付金同失业保险一样也降低到工资的75%。父母保险同样如此。此外，儿童津贴也被降低。纯粹出于入节约的原因，由雇主承担的病假工资照付在1997年1月1日从两周延长到四周。社民党打算以此来刺激雇主使劳动条件朝更有利于雇员健康的方向改善。但在来自企业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一规定已经于1998年3月1日被废除。

    在社会服务方面，社民党尽管于1994年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