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对乡镇的增税禁令，但国家补贴并没有任何增加。由于乡镇也必须平衡其预算，不利于就业的费用削减以及使用费的增加趋势进一步加强。

    福利国家以及社会服务的状况在1997年间成为全国议程上的主题。政府的削减政策导致党内以及党与工会的冲突。政府公开承认，在经济萧条时保护社会服务完全免于供求失调是不可能的。但它除了强调财政上的必要性之外，也宣布撤消“社会服务、护理和儿童照管”领域中的削减――因为巩固已经取得成果，财政上的活动余地从1998年开始显现。社民党的这一“原创议题”成为竞选主轴，因为在这一领域中，资产阶级政党在职责分配方面处境显然不利。为了确定清晰的起点，政府于1997年宣布父母保险和医疗保险中的工资替代率重新提高到80%，并决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这些保险的雇员保费。尽管社民党没有对卫生保健政策中的个人自付提出怀疑，但它的目标是，使它限定在一个最高的缴费额之内。1997年1月1日社民党在这方面实行了改革。自此，就诊费的最高限额为每年900瑞典克朗，每年药费超过900瑞典克朗则获得政府补贴。因此，任何人每年支付的医药费都不会高于1800瑞典克朗（OECD2002b：86）。1997-2001年间，政府额外划拨给乡镇一共220亿瑞典克朗用于扩大社会服务（NOSOSCO1999：18）。这一通过财政补贴加快在乡镇服务中扩大就业的政策，同样在2004和2005年的预算法案中得以延续（Regeringskansliet2003；Regeringskansliet2004）。

    企业病假工资照付的支出和国家医疗补贴――特别是慢性病的支出――从1997年起大幅提高。政府把这种提高视为对增长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从2001年开始把这一领域视为“继续加强福利国家”的一个主要任务。到2008年为止，领取无工作能力养老金和医疗补助的人数应被降低到2002年的一半。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一个包括11条建议的项目，但确切地说，这个计划仅仅描述了一般性的目标，其具体的安排和组织应在政府与社会伙伴的三边会谈中被协商制定（Regeringskansliet1999）。在这一项目内，2003和2004年共为改善福利国家投入7.5亿瑞典克朗。无工作能力养老金和19～29岁青年的临时工资替代金被更名为“积极性补偿”，（Aktivit？tskompensation），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与此相伴的是更严格的领取规定、病假津贴限定最长三年以及八周后重新进行医疗检查。反过来，政府在财政上加强了对无劳动能力者治疗的投入，部分重返劳动的可能性应得到更多的利用。2003年7月1日起，病假津贴被稍稍降低，企业病假工资照发的时间被重新延长到三周。通过这种办法，一方面国家的财政负担被减轻；另一方面，促使企业去改善劳动条件。政府对小企业实行例外规定，对从前无劳动能力者的就业进行补贴。社民党政府的政策在这方面深受“劳动路线”的影响，它针对个人能力，以包纳全体为目标。

    家庭政策中儿童照管的扩大除了老人护理，中小学领域，特别是儿童照管构成了乡镇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主要部分。在财政危机时保证必要的开支，这对于乡镇来说是有困难的。尽管这样，社民党政府在1995年规定，乡镇负责为所有1～5岁的儿童提供符合小时数规定的学前班位置，以进一步提高儿童照管的覆盖程度。乡镇用以牺牲质量而降低内部成本以及提高收费的方式来应付。由此恰恰导致了低收入者的收入锐减。此外，失业者要求儿童照管的资格可能被拒绝。这种趋势尤其被左翼党、工会以及社民党的部分成员尖锐地批评为社会不公正。1995年的新《教育法》和1996年儿童、青年照管责任向教育部，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其下属机构（教育部门）的转移，都是瑞典政府的尝试，即借助更加严密制定的规章来保证教育计划的整合，防止乡镇把财政资金挪作它用。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全面的儿童照管除了其教育方面的意义外，特别在就业政策方面意义重大。它是打开教育之门的钥匙（SAP2001：30），因为人在这一生命阶段学习能力得到开发。此外，儿童照管保证了充分就业（SAP2001：21），特别是妇女就业，并因此保证了男女平等。鉴于瑞典民众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积极的国家观，社民党不必担心在国家改革中会遭到反对。儿童照管的扩建成为长期社会投资战略的支柱，这种战略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主要起到了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作用（Esping-Andersen2002），同样也应该能稳定婴儿出生率。

    政府在这一领域中制定了一个分为三个部分的改革计划。公众能感知到的主要是2002年1月1日起学前班和学龄儿童日托的收费改革。根据这一调整，收费被限定为第一个子女每月1140瑞典克朗，第二个760克朗，其后所有子女为380克朗。即使在最高收费限制之内收费也不得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