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的3.2%或者1%。藉此，平均收费甚至被部分降低了50%（OECD2002b：57）。

    2000年7月和2002年1月，乡镇为所有父母的子女提供一个学前班位置的义务被扩展到从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也就是说，被扩展到失业者和在照顾患病子女期间享受父母保险的父母。因此，这一制度被进一步全民化，接近了社民党提供不受父母地位影响的学龄前儿童预备班位置的目标。长远来看，政府应提供免费的学前班位置（2002年社民党竞选纲领：《共同为福利和发展奋斗》，Tillsammansf？rTrygghetochUtveckling）。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2003年1月1日通过的对所有四岁和五岁儿童实行三小时免费学龄前课程（超过三小时的儿童照管时间收费）。

    社会服务的总体发展提高支出的政策在公共部门的就业增长中得到反映。在整个公共部门中，就业共计约增加10万人（全部资料出自：StatisticalYearbookSweden2004：277）。但人们必须对这一数字分开进行考察。1995年，大型企业（铁路、航空、航海）的从业人员和瑞典教会的职员属于国家雇员。他们在1995年共计46500名。从2000或1999年起，他们被归入私营部门。另外，中央国家又裁减约13000名军事人员。与1995年相比，提供主要社会服务的乡镇中公职人员的比重在2002年甚至稍稍提高了（1995年：757000名从业人员；2002年：78万名从业人员）。在中央国家一级的其他所有工作类别中，人们能够确定就业人员的轻微减少，唯独大学中的从业人员从45000人提高到5万人。在此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不仅仅是由于1998年后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教育的扩张）而造成的。即使在预算巩固时期，大学里也出现了就业增长。虽然人们可以在危机中看到乡镇中至少一部分社会服务被交给私人机构的这样一种趋势（Svensson2002：215），但这没有改变私人供给一如既往的边缘性地位（Palmeetal。2002：339）。

    小结即使人们能够观察到在国家财政失衡时向私人资源的小幅转移，1994年以来瑞典社民党的社会政策仍然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等候期和个人自付或者被引入到几乎所有的转移支付体制中，或者在其中得以保留。当1998年前后政府预算再度出现活动余地时，社民党作出了谨慎增加开支的反应，开支增加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已经实行的个人自付制度未被取消。虽然在资金筹措上，国家在保障社会风险方面的主导作用得以稳定下来，但已经实现的个人参与被保留。

    ――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所有重要的社会项目中的个人自付部分引入收入限定。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负担从而被限制到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但国家保障与个人负责的基本混合体未受触动。

    ――国家支出的增加优先用于扩大和稳定社会服务。因此，社民党政府的行动与纲领是一致的。

    ――与卫生保健政策和家庭政策的连续性相反，养老金政策以路径转移为特征。基本养老金的抛弃和同等缴费的实行削弱了瑞典社会政策的普遍主义。

    虽然公共支出的降低可部分归功于公共消费的减少，但它主要是大幅下降的面向家庭的财政转移，特别是不断降低的用于失业的经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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