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大选

    2002年，社民党在经过8年执政之后，可以从容地面对大选了（Madelay2003）。除了国家预算的巩固，由于1998-2002年间扩展了的社会政策议程（例如儿童照管），社会福利标准的提高也引人注目。社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个“旧的”有争议的领域变成了选举主题，因为它承认公共部门的强化相对于可能的降税的优先地位。资产阶级政党发起阵营竞选（Lagerwahlkampf），社民党以社会政策方面的妥协来应战。社民党竞选活动的第二个支柱是政府首脑日益受到民众的欢迎（Widfeldt2003：779）。1994-1998年期间他甚至在党内都被称为“社民党最蠢的笨蛋”，现在他的形象变成了慈爱的国父（也由于他在瑞典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担任的主席职务的缘故）。

    选举结果表明了瑞典政党制度内部的联盟稳定性。社民党的政治主导地位不仅来自于公职部门的工人和妇女这两个核心选民阶层，而且间接来自于投票给表示要参与社民党执政的各个政党（左翼党、绿党）的青年。

    纲领与政策的联系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在若干欧洲国家围绕“第三条道路”这一隐喻而发生的修正主义争论在瑞典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一方面，社民党自己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一种批评性和全面反思的意愿相对微弱。由于社民党对于国家的突出作用，自己的成就史也必定会遭到质疑。另一方面，社民党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执政或参与执政，因此不存在任何从纲领上再次针对选民市场进行新的定位的需要。由于经济危机，人们要求的不是“纲领上的天赋”，而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瑞典社民党的纲领受理论性辩论的影响小于受执政政策的影响。2001年的新党纲是传统的和改革了的社会民党目标和工具的一种混合。在目标方面，传统价值仍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工具被现代化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仍然一直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社会”。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必须在原则上保留干预市场的权利。国家是实现“平等”这一基本价值的关键手段。这种平等被理解为“重要资源分配上的平等，藉此人们拥有可以影响社会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实现这些的基本条件是“充分就业，同工同酬以及合理的劳动组织”。劳动市场和教育部门是能够消灭阶级特有的不平等的阵地。可举出的工具有：为使平等的生活机会成为可能而被扩建的教育部门，以贡献能力（Leistungsst？rke）为基础、作为分配工具的税收体制，以及为保证男女平等而被扩建的儿童照管制度。

    如果一种政策是普遍主义的，并且遵守权利和义务的原则，那它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义务”这一概念显然不仅适用于低收入者，而且主要适用于那些有能力共同为这样一种社会政策出资的人。社会保障、病患护理、中小学和卫生保健是全民福利国家的核心领域，它们不允许成为市场商品。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和私营的社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拒绝，因为它们违背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观念。全民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保证公正分配生活机会的政策的决定性工具。它也被理解为一种高水平的经济保障以及能够保障个人机会平等的工资趋同。即使在变化了的框架条件下，保障福利国家（Lindbom2001）并使它能应对新问题，也是社会民主党的责任。

    总结瑞典社民党政府能够解决所研究的三个政策领域的重大问题。除了有利的时机和行动背景，原因还在于关键的政策领域的巧妙协调。在这一过程中，平等一直是规范性的目标。它表现为充分就业、社会服务和教育。预算巩固占据了一个独特的折中位置。一方面它是独立的目标，排名可能在充分就业之前。另一方面，它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使平等和充分就业成为可能的手段。预算巩固具有突出意义的原因在于，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国家只有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在就业和社会政策领域的任务。

    因此，1994-1998年巩固是财政政策中的突出目标。收入再分配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排在其后。企业负担得以减轻，是因为更多的负担被认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收入、消费和不动资产被继续大幅累进课税。虽然社民党藉此进一步将高收入用于再分配，但瑞典这一税收和转移支付国家仍然一直是以针对中低收入的高税率为基础的。

    在就业政策中，充分就业的目标没有被放弃。但看问题的方法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工具转向微观经济手段。由于个人技能配备（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提高，教育政策尤其成为劳动市场政策的一个中心工具。

    在社会政策中，集体保护的目标没有改变。转移支付的水平只是被稍稍降低，但现在雇员承担了更多的经费，而企业的负担被部分减轻。瑞典社会政策的核心因素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服务。此外，这些社会服务被用于实现再分配，因为它们提供与个人收入地位无关的集体产品。传统社会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