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1问题背景：削减压力之下的高转移支付

    瑞典的高国家支出率源自一个扩建了的全民转移支付项目体系和一个扩建了的提供人人都能获得的社会服务的公共部门（Schmid2002：206-208）。其特征在于，大型转移支付项目都由中央国家组织，而向公众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却分布在各省和乡镇。

    由于人口变迁（见第二章第3节），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能看出，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改革，瑞典养老体制大致将从2000年起出现持续的赤字。为了准备这一改革，瑞典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各党组成的委员会，它在社民党执政时期提交了改革的建议，后者于是负责具体执行。在社会政策中，这是最雄心勃勃的改革项目（见下）。

    在应对预算巩固危机的一揽子方案的框架内，资产阶级政府于1992年1月和9月对规定替代金为（工资）90%的病假津贴实行改革。首先，替代金被降到80%；其次，对领取替代金实行等候期；第三，保险给付的开始时间被调整。从此，企业主在员工患病后的头两个星期直接支付病假津贴（80%），然后国家病假津贴才开始介入。反过来，雇主的社会税被降低了约3%。此外，1993年1月开始在医疗保险中实行就诊和医药的个人自付制度。在负责儿童出生后一年之内支付父母工资90%和发放儿童补贴的父母保险的框架内，替代金还是在1994年6月被降低到80%。父母因子女患病而无法上班的工资替代金也从这一保险支付。

    瑞典福利国家的第二个要素是提供护理、健康中心、医院、儿童照管和中小学教育等社会产品的公共部门。在这方面，动议的提出，服务的提供，政策的执行以及经费的筹措均由地方的代理机关负责，它们为此而使用地方的个人所得税。

    对于资产阶级前任政府来说，以“打破乡镇服务垄断”和“乡镇选择自由”（Otter1999：96）为口号的公共部门的构建和新调整具有关键意义，它以1992年的爱德尔改革（delreform）为开始。老龄人和残疾人护理责任被从县交给乡镇，后者决定是否将部分公共部门私有化。1993和1994年，就诊自由（私人或公立医院）和医生开业自由得以实行。1991-1993年间，由于禁止增税，乡镇对于显著加大的问题压力和提高的成本只能或者以私有化，或者以提高使用费来应对。这些使用费在全国成为一个政治上极易引爆的话题，因为在儿童照管中人们不把它们视为一种对“自主消费者”的调控手段，而恰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赢利。

    总的说来，1994年以来的问题背景的特征对于社民党来说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双重的紧张关系：

    ――大方的转移支付在财政困难时期恰恰面临削减压力，这里存在预算巩固的潜力。问题是，在不使集体性的社会保护脱离适当水平的情况下，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多大程度的削减。

    ――不论是转移支付还是公共服务都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公平性。在私有化和征收使用费的情况下，这种特征受到损害。但怎样在不危及预算巩固目标的情况下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8.4.2作为平等保障的社会服务和作为“储蓄罐”的转移支付为了不使人们期望太高，社民党在1994年大选中就已经声明，预计在中央国家的转移支付项目中，特别在家庭保险和儿童津贴方面削减救济金金额。但社民党强调：

    （1）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直到度过财政危机；

    （2）如果必须在削减转移支付和削减社会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前者应优先。

    社会服务对于福利国家的存在是如此重要，因此，无论如何都应优先选择其他削减的可能。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对社民党来说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发展，它与通过增税禁令束缚乡镇一样，应该被尽快纠正。

    8.4.3政策：养老金改革，暂时性的削减和扩大由于正在显现的的人口变迁和财政危机，养老保险的筹资问题成为瑞典社会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主题。社民党在社会政策除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政策可以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1994-1997年，在预算巩固的压力之下，普遍性的削减和维持前任政府的遗留规定是施政重点。1998-2002年则相反，用于社会福利目的资金不断增加，在社会服务的某些领域中颁布了一些新的规定。

    养老保险改革1993-1999年，养老金的全额调整被中止。与此同时，各方就这一体系的根本改造进行了协商。尽管改革进程在社民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它被人们列入社民党的政策，因为主要的原则是由社民党人来付诸实施的，并且瑞典社民党在1991-1994年间已经对改革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1959年实行的全民补充养老保险（allmntillggspension）是当时社民党为扩大选民基础，建立跨阶级支持者联盟策略的一个支柱。瑞典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