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问题背景：劳动市场虽然灵活但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资金密集投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国家补贴就业和再教育的强有力的法制化项目就已经在积极劳动市场内出现了。由于只有参加这些项目，才能在一定期限后继续领取失业救助，相关人员一般只是在救助即将失去时，才会接受相应的措施（PLS-Consult/Jensen1996：39-41）。重新融入劳动市场的项目缺乏目标性，因为这些措施几乎都不以失业者最近的工作经历为基础。

    因此，这一工具并不能使1987年以来再度显著上升的失业率下降。上一任资产阶级政府以部分扩大提前退休来应对。它主要还是寄希望于税收改革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促进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方面，停停走走的政策（Stop-and-go-Politik）占据主导地位。限制就业增长的声明（1989年12月）与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就业的项目（1992年5月）自相矛盾。

    劳动市场政策中激活性的、以教育为导向的成分的引入，是变化了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和学术讨论的结果。1988年，失业保险结构中的问题和困难第一次在一份“白皮书”中被提及。保守党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希望实行一种新“社会政策”，这种政策应引入白皮书所建议的激活性措施（职业培训、再教育），但与救济金的降低相结合。由于公众的反对――在政党竞争中为社民党所利用――政府不可能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所以它主要为劳动市场政策的改革做准备。（由资产阶级政府任命，社会伙伴的代表组成的）劳动市场委员会提交的一系列报告建议加强以改善就业人员和非就业人员的能力为目标的职业培训和再教育。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反，在丹麦不存在僵硬规制的劳动市场的就业障碍。丹麦劳动市场居英国之后，是西欧受规制最少的劳动市场。这表现在诸如就业关系的平均持续时间上，1995年它是最短的国家之一（7.9年），仅次于英国和美国；也同时表现于民众对劳动岗位安全的高度满意程度上（Braun2003：94）。所有重要的行动者都认为这种灵活性对于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同时深受中小企业影响的丹麦经济是必要的。在工会方面，也没有向社民党施加重新规制劳动市场的压力。但只是在由自愿的、工会管理的失业保险承担的高度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去规制化的劳动市场才被人们接受。这种社会保障的经费靠雇员按收入缴纳的保费和国家补贴筹集。领取的替代金达最近毛收入的90%，必须纳税。

    9.3.2目标：以技能培训为导向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社民党在就业政策中转换了范式。在80年代，它还把劳动市场政策中慷慨大方的工资替代金作为社会安全的表现。但80年代写入党的新《基本纲领》（Detny？rhundrede）中的纲领性声明已经预示了第一次转换（Frenzel2002：138-140）。特别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社民党在不放弃充分就业的原则性目标的情况下，重新界定了国家以及它与个人的关系（SD1992：17）。为了保证充分就业，国家应该继续发挥重要的干预作用。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技能培训和教育的新取向应能使相关市民“有能力”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这种转换在“权利和义务”（retogpligt）原则中得到表达。虽然国家起着保护个人的作用，但只是“在个人履行他的义务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对全体的包容，国家有权干预失业公民的个人生活安排。这既不应通过保护水平的普遍降低，也不应通过低工资部门的建立，而应通过对相关个人的再教育来实现，以使他们能够符合劳动市场的新要求。现行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应该在社民党政府的领导下得到相应的改革，以使它能成为达到上述目标的有效工具。

    9.3.3政策：多步骤的稳步改革开始之时的渐进改革就业政策中新范式的转换因有利的时机窗口的出现而变得更为容易。这一有利时机窗口为下列因素所决定：

    ――财政赤字还没有庞大到无法进行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开球”（Kickstart）的地步。这种“开球”符合对社民党政策的传统期望。在这种政策的影子下，劳动市场政策中的改革能够被通过。

    ――在野12年之后，1992-1993年对于社民党来说重新获得执政权具有优先地位。重新执政所需要的中间政党（主要是激进自由党）却把对就业政策的一种根本的重新定位当作其联合条件。虽然四个政党在纲领上不可能实现内聚，但追求公职（office-seeking）的逻辑解释了社民党对联合伙伴的观点的让步（Green-Pedersen1999）。

    ――在更换联合的步伐最终在1993年迈出之后，所有参加联合的政党都受到取得执政成绩的压力。由于下次大选已经预定在1994年进行，它们必须迅速向民众表明这次提前轮换的必要性（追求选票，v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