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urlaub）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它从36周延长到52周，此间可以领取失业补助的80%。[ZW（]所有8岁以下子女的父母都有权要求26周的家长假，剩下的26周需要雇主的同意。[ZW）]通过为雇员提供金额为最高失业补助的100%且不受个人收入影响的补偿金，最长可达一年的教育假受到资助。此外，还实行了所谓的安息假，相关雇员在假期间也获得最高失业补助的80%。[ZW（]教育假和安息假必须由雇主批准。[ZW）]教育假的要素是休假者与其雇主之间关于跨企业培训的协议。无论在育婴假还是在教育假期间，空出的岗位不一定要由失业者担任。安息假被指定用于工作轮换，空出的岗位必须由参加过预备技能培训课程的失业者担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雇用失业者都得到较高补助。

    这种政策使部分就业人员短期离开劳动市场，他们的技能因许多与职业有关联的供给而得到提高。空出的岗位应该首先被用于处于激活中的失业者的职业培训。对于社民党来说，它是一种社会投资措施，应能中期性地提高就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失业者没有被长期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对他们的社会排斥被阻止。

    新的改革在1994年11月就已经――在劳动市场改革的框架内――得到实行。鉴于经济的加速高涨，雇主担心技能合格的雇员的匮乏，即使通过工作轮换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实施推出劳动市场的项目。政府只作出部分让步，教育假保持不变，安息假项目――也由于需求的不足――在1999年底被取消。为了削弱育婴假的吸引力，替代金于1995年被降低到70%，从1997年4月起被降低到60%。

    从社民党的角度看，这些项目首先有助于就业人员的持续的技能提高和失业人员融入经济和社会。育婴假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至少在开始的几年里，这些项目使失业数据显著降低了（1995年参加者人数达到最高，为82117名）。

    提前退休问题和养老保险在有关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新定位的讨论中，为进入职场提供便利的改革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在1994-1998年间，社民党政府还实行了一种便利年老从业人员退出职场的政策。

    1992年，上一任资产阶级政府已经为由于年龄原因还不能获取正规提前退休金的55～59岁的长期失业者实行一种过渡金政策。这项措施的受惠对象被新政府从1994年起扩大到50～55岁的长期失业者。1996年1月31日，此项目在未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被终止。它不具有减负效应，因为相关人员可以在失业保险中获得更高的救济金，同时却不用承担义务。

    相反，既受欢迎又被扩大了的提前退休制度（efterl？n）在社民党的改革中完全没有受到触动。因此，社民党沿用了上一任资产阶级政府为抑制失业曾使用的人为减少劳动力供应的国家工具。通过这一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项目，所有加入失业保险达10年（后为20年）的60～66岁的失业人员均可领取正规的提前退休金。提前退休金在开始的两年半之内为失业金的100%，随后7年为80%。由于丹麦的高就业率和加入自愿性质的失业保险的人数众多，几乎所有就业人员都有权要求提前退休金。即使2001年丹麦55～64岁人员的就业率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高8%，比欧盟平均值高出17%（OECD2002d：307），但在丹麦还是出现了一种60岁以上者就业率的正常“骤降”现象。55～59岁之间的老龄就业人员是高于平均值高就业率的原因所在。在丹麦实际上建立了一种60岁以上人员的普遍退休体制。

    作为对持续下降的失业人数和普遍的经济发展的反应，人们开始对就业潜力的扩大问题展开讨论。此外，提前退休金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1988年，提前退休金慢慢成为全国议事日程的一个主题，并且对原本缺少主题的竞选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Nielsen1999：71）。社民党“激活”了经济分歧路线，指责资产阶级政党选举获胜就会限制提前退休，以此阻止了资产阶级反对党预期的大选胜利。社民党相当成功地把自己定位为福利国家的捍卫者，首先赢得了自己的核心选民的支持。

    但从长远看，用于提前退休金的支出将会失控，这一点在1999年间变得一目了然。在与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关《劳动市场改革法案Ⅲ》和《1999年预算法案》进行协商的过程中，社会自由主义政府商定了随后几年予以实施的重要改革。它涉及：

    ――退休年龄从67岁降低到65岁；

    ――缴纳提前退休金保费，这是取得提前退休金资格的前提；

    ――领取提前退休金所必需的加入失业保险的时间被提高到25年；

    ――提前退休开始两年半之内的替代金降为失业金的91%；

    ――提前退休要求推后到62岁的人员将获得约104000丹麦克朗的奖励。

    对提前退休金替代金的限制是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