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策才能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保证国家的税收资源。然而，劳动收入的直接课税仍然很高，而且具有强烈的累进性。这种政策取决于公民同样乐于缴纳此类税种的意愿。尤其由于高税率，丹麦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的降低在经济繁荣时期才能得以实现，这又为慷慨大方的机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政策创造了活动余地。

    在社会政策中，丹麦社民党表现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做法。原则上，它没有触动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它甚至通过持续提供用于乡镇社会服务的转移支付而使之得到加强。此外，公共服务中的就业增长了。这样一种政策可以被归入传统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丹麦社民党通过扩大教育政策使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国家。社民党政府的政策以对传统社会安全的补充而非替代为特征。

    在劳动市场政策中，自由化也无从谈起。社民党所改革的是失业保险的消极取向和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自愿性质。国家干预不是被取消，而是得到了加强。个人义务符合社民党纲领中的权利和义务范式，但从市场自由的角度看，它并不是责任和风险的个人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对公民的投资，但并非由个人来承担责任，而是以国家资源为手段。灵活性――也就是灵活安全（flexicurity）的第一个方面――并不是在社民党执政期间被创造出来的。它在丹麦劳动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这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民党改革政策的结果，社民党只不过接受了已经存在的结构。

    尽管人们认定这样的政府效率极低，为什么社民党能在少数政府中如此前后一致地将其政策付诸实施呢？除了社民党改变了的有助于取得共识的政策之外，格林-彼泽森（Green-Pedersen2001）还提及了丹麦政党体制中的均势情况。1982-1993年间，资产阶级政府要形成议会多数常常只有唯一的一个选项（即社民党），而社民党和激进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则拥有更多的选项，因为它在政党系谱上更靠中间。为实施其政策：第一，它可以寻求整个左翼阵营的支持（除了社民党、激进自由党，还有社会主义人民党、红绿联合名单以及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议员）；第二，它可以与两个资产阶级大党自由党和保守人民党订立协议；第三，它可以与社会主义人民党和两个中间政党中央民主党和基督教人民党共同作出决定。反对党在对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和展现鲜明的反对党特征这两个目标之间，一直面临冲突。由于议会席位的划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反对党都不能取得超过社民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执政多数，双方几乎都没有拒绝合作的动机。合作出现于部分反对党与政府意见接近的政策领域（对于右翼党派为社会和劳动市场政策的严格化，对于左翼为可能的增税）。由于1993年之前的在20世纪80年代“可选择多数”的经验（Green-Pedersen2001：61-62）和预算程序的特点，社民党和激进自由党的灵活性得到加强。

    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之下，丹麦社民党在1993-2001年间不用降低社会福利国家的水平就解决了就业危机。丹麦社民党的政策因此可以被视为在21世纪的挑战之下建立在传统之上的社民党政策的现代化。

    §§第十章社会民主党改革政策比较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