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所提到的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挑战涉及到所有被研究的国家。这是否导致了社会民主党执政行为的一种趋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民党政策事实上能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来描述吗？这些问题应该在对所研究国家具体的执政政策的比较中得到回答。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比喻含混多变，内容上很难把握（Bonoli2004；Barrientos/Powell2004）。话语、价值、目标和政策工具等层次都有区别。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可能宣扬同样的价值和目标，但为实现这些目标使用了不同的工具。下面将首先比较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的政策措施以及所研究国家的财政、就业和社会政策的绩效（本章第1节）。然后提出问题，即是否和在哪些国家伴随所考察的政策模式一同出现了对传统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和价值的可能修正（本章第2节）。与此相联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总体类型特征将被推导出来，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的分类规范。最后，在第三个步骤中，各国的行动背景对于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哪些解释作用将得到比较分析（本章第3节）。

    对社民党执政政策趋同和分歧问题的考察会在财政、就业和社会政策这三个福利国家的核心政策领域进行。研究时段横跨20世纪90年代，六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各自开始执政的时间点在此都得到兼顾。除了对各个被研究国家重要措施进行描述之外，还将为每一政策领域推导出一个绩效指数，它分别又有两个核心指数组成。本章最后将用这些特定政策领域的绩效指数制订出社民党政策的排名。

    财政政策如果人们在财政政策中将预算政策的一般取向与税收政策的特殊工具区别开来，就会发现所研究国家预算政策的一种高度的趋同。除了法国社会党，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在纲领目标的层面上接受了预算巩固的强制性。就其原因来看，与其用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等外部因素来解释，不如以国家长远地追求社民党目标的行动能力来说明。但纲领上的这一新取向的实际意义如何，只有在预算巩固与社民党的其他政策目标陷入冲突时才表现出来。

    三个被研究的政党（英国新工党、荷兰工党和瑞典社民党）自觉地用以立法形式确定的、其他所有政策工具受其约束的巩固目标来“绑住”自己。丹麦社民党同样以一种超越景气循环的平衡的政府预算作为目标（与瑞典社民党相似），只不过它有意识地以通过扩大支出和信贷支持的税收改革来刺激需求揭开了其执政序幕。与比如在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严厉的年度赤字限制相比，在整个景气循环过程中去实现预算巩固的目标――在英国、瑞典和丹麦――被证明是一种更为灵活和更为有效的工具。在经济衰退期间，较高的赤字是允许的。由此，预算政策继续保持作为景气政策工具不变。然而，这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遵守相应的纪律，因为财政支出在经济繁荣之后必须被相应降低。由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这样的一种反景气循环措施变得在萧条时无法成为可能，而在繁荣时又无此需要，如同法国和德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两个国家，政府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在繁荣阶段实行结构性的巩固措施――与受到自我约束的规定限制的国家相反。

    总的说来，各国在支出削减和财政增收方面展现出明显的区别：

    ――在荷兰和英国，预算巩固被打上支出限制优先的印记。

    ――瑞典社民党同样遵循支出限制，然而将其与财政增收政策联系在一起；由于失业率的下降，根本的支出降低才得以实现。丹麦社民党在税收改革之后才采取财政增收的措施，支出只是温和地随失业率的下降而减少。

    ――人们也能看到德国社民党的预算巩固政策尝试。但多次的政策转换表明，德国社民党对预算巩固的重要性存在争议，它在有疑问的情况下退居次要地位。例如，瑞典社民党由于预算巩固的要求而断然拒绝普遍降税，而造成财政收入显著损失的税收改革却在德国得以实行，它助长了结构性赤字的提高。

    ――唯独法国社会党主要用财政政策来追求社会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方案中，针对工资收入和资本财产收入实行不同的税率。其中工资收入被累进课税，资本财产的收益被以比较低的比例税率课税。

    人们在企业课税方面――从不同的起始水平出发――能够看出某种趋同。在社会民主党执政之前，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瑞典、丹麦、荷兰和英国）的企业所得税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水平。通过社民党的政策，部分名义税率甚至还被进一步降低。例外规定被取消或者简化。由于竞争的原因，不当的分配和复杂的特别规定得以避免，税基总的看来得到扩大。即使从这些税源中得到的税收收入从总体上没有变化（Genschel2002：248），这仍然是一种出于供给政策考虑的调整。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也降低了企业税负。但在国际比较中，德国和法国却仍然一直高居前列（SVR2003：354）。此外，简化税收估算基础和复杂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