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失去执政大权

    由于针对提前退休金的改革，社民党的民意测验值自1999年以来急转直下。下一届议会大选最晚必须于2002年3月举行。看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并非没有对大选的提前举行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的反应在公众中得到了积极的评价，经过很长的时间，社民党的民意测验值重新达到了30%的标志线。特别是尼鲁普?拉斯穆森个人的受欢迎程度迅速提高。外部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将主导大选进程，拉斯穆森怀着这样的希望在2001年10月20日宣布，大选将于于2001年11月21日举行。由此，他令人吃惊地把大选日期提前了4个月。

    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久，丹麦人民党的高层政客在一次党代会上首次将国际恐怖袭击与生活在丹麦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丹麦人民党和自由党利用广为传播的仇外情绪发起了民众主义运动。难民政策和融合政策因此成为占主导地位和决定性的竞选主题。

    社民党在这一冲突中表现得既不一致也不齐心（Andersen2003：189）。内政部长耶斯佩森通过要求加强移民立法，试图与右翼立场保持一致，而外交部长吕克托夫特和环境部长奥肯则坚持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首相拉斯穆森未能成功调解媒体强调的这一裂痕，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使用了民众主义的口号。对于反对党来说，在辩论中抛出更尖锐的建议（比如在实施迫害的国家设立难民中心，而不是在丹麦避难）、强调政府对于眼前所谓的灾难性形势的责任，是轻而易举的。对本来就显僵硬的移民政策可能进行的强化，不仅涉及到新涌入的难民和移民，而且还涉及到所谓的“新丹麦人”，入籍国民及其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子女即属于此。

    社民党政府在经济、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领域中的政绩在竞选中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因为自由主义的反对党（自由党）能够令人信服地把自己展示为中间政党。早年自由党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纲领，现在它接受了福利国家和国家性的劳动市场政策，甚至许诺进一步扩建社会福利国家，比如将育婴假从半年延长到一年。在针对各个政党的职能分配上，资产阶级的自由党令人吃惊地在有关福利国家的一切议题中胜过社民党（Andersen2003：191）。此外，自由党和丹麦人民党成功地把两个政策体系互相联系起来，特别是成功地把因移民问题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滥用塑造成为大选的主题。

    2001年11月20日，社民党比上届大选减少了8.3%的选票，并因此不仅输掉了大选，而且失去了执政大权。有三个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可以把2001年大选看作一次“选举大地震”，把它看作与1973年大选相似的重大历史事件：

    2001年，自由党自1924年以来第一次超过社民党成为最大的政党。这不仅仅是因为社民党糟糕的大选结果（1973、1975、1987和1988年其选票也低于30%），更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选票决定性地集中于自由党。大选后的调查表明，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也大规模地把票投给了自由党。大多数人做出这种决定的动机是出于抗议。选票的转投因自由党的新的对福利国家的友好形象而变得更为容易（Qvortrup2002：210）。1998年，阵营内部的多变性与阵营之间的多变性相比还占据主导地位（Nielsen1999）；2001年，首度再次出现了自1973年以来阵营之间的选民转移。

    资产阶级政府现在第一次需要依赖一个极右政党的支持。除了可能的大联合政府的选项之外，2001年大选后只有自由党、保守党与丹麦人民党联合才有能力组建政府。2001年形势的实质性新变化是中间政党重要性的下降。激进自由党和基督教人民党对于组建政府或者形成议会多数不再起任何作用。基督教人民党甚至因2%的限制条款而未能进入议会。

    与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丹麦政党体制直到目前仍以社民党的支配地位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分裂为突出特征。如果2001年的大选结果能够稳定下来，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两极化的政党竞争，其中自由党成为右翼阵营的核心一极。使自由党以显著优势成为资产阶级阵营中最大政党的2005年大选预示了这样的方向。

    执政时期的总结1994-2001年丹麦改革涉及一种社会自由化，相对于这样一种流行的评价，我们毋宁把它说成是一种私人服公役义务。如果公民希望获取国家提供的社会救济，国家就让他承担义务采取某种。如果公民履行了其义务，国家就提供一种全面的救济制度。反之，自由化意味着市场被赋予更多的活动余地――这在丹麦的情况中并没有出现。

    市场内政策和亲市场政策并存在预算和税收政策中，社民党使传统主义的开端与更长时期的限制性的以供给为导向的方针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对于成就的取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扩大税基和将税负转向间接消费税同时进行的降税与如下假设是一致的，即只有通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