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问题背景：问题不多的普遍主义体制

    丹麦的福利国家体制可以被描绘为相对慷慨的转移支付体制与普遍社会服务的一种混合体。

    国家养老金包括自1922年引入的基本养老金，其资金由一切负有纳税义务者缴纳的3.5%待课税收入筹集，人们从67岁开始可以领取。此外，所有雇员（也包括社会救济金的领取者）都是补充养老保险（ATP）的义务成员，补充养老金靠保费（雇员缴纳1/3，雇主缴纳2/3，根据三个收入等级划分标准）筹资。保费存入资本积累基金，现行的养老金从此中支出。

    除了这个分为两级的国家养老体制，还存在由工资合同规定的企业养老金。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就业率，约80%的非自立就业者有权加入这样的一种企业养老金。通过工资合同，企业养老金被赋予义务性质，由雇员负担1/3、雇主负担2/3的保险费被存放在受国家监督的资本基金里。与其他收入不同，这种养老金所得的收入不被计入日后的基本养老金，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扶持企业养老金。尽管人口变迁，丹麦的养老体制由于分化为一个由税收筹资的基本保险和两个资本积累体系，因而具有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

    医疗保险同样覆盖全体居民，且完全由税收筹资。产前4周和产后24周的产假津贴为最后4周所从事工作收入的90%；与失业保险金的情况相似，产假津贴有最高限额。病假津贴最长在一年的时间里按照实际小时工资（最高每周370欧元）支付，其中两周为雇主负担的病假工资照付。在医疗保险内，人们可以在两个组别之间进行选择，第一组的公民选择一位家庭医生，后者作为“看门人”负责一切转账事宜。在这种普遍主义的制度中，1993年之前，患者在牙科就诊和购买药物时自付额外的费用（国家名单上的药物额外支付50%和70%）。

    这种大方的卫生保健体制的基础是由县镇免费提供的包括医疗保健、老人护理、儿童照管和中小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虽然在老人和儿童护理中个人自付一部分费用，但它以非常低的水平为基础，因此这一部门原则上可以被视为完全靠税收筹资。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思考一直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提高效率、控制成本以及相关人员的决定空间。人们一再建议把以市场为导向的工具――竞争和价格构成（外包、供应商的自由选择、内部市场、使用费以及私有化）――作为前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保守党执政期间一再出现关于社会服务私有化的可能性的争论，然而在老人照看和健康护理方面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儿童照管的外包得到允许，而且自1990年以来私营儿童照管的财政扶持金也得以设立，但在1999年，只有2%的儿童被送到这些私营机构。覆盖全国的的国家儿童照管与慷慨大方的教育补贴一起对出生率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9.4.2目标：保持国家的中心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社民党成功地给围绕公共部门的争论打上了这样的印记，即在公众中大多数人把私有化视为对福利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攻击（Green-Pedersen2002：282-283）。虽然就业政策应该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融入到工作之中，然而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应同时全盘保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全并因此使机会平等成为可能。

    在社民党的《基本纲领》中，“福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在传统福利国家基础上扩展一种宏伟的教育政策，以更为有力地促进机会平等。此外，照管、护理和保健等核心领域应该继续以普遍主义的形式开展，并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来筹措资金。只有在边缘领域，才可以引入个人自付和个人主义化以服务于效率的提高。即使“福利社会”的概念可能暗示着重心从国家救济向私人参与的转移，在丹麦社民党的视域中它主要还是被理解为无所不包的、干预型的福利国家。社民党把其具体的组织安排主要托付给乡镇。除了被一再提出的应该为社会服务提供更多资金的要求，最迟于1995年底为所有五岁以下儿童提供照管服务的保证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9.4.3政策：服务的扩张和温和的局部改革社会政策的价值明显不如就业政策中的那些改革来得重大。社会保障体制只受到细微的调整，并与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劳动市场改革这一中心工程结合在一起。立法议会任期以如下几个阶段为标志：短暂的1993-1994年阶段笼罩着财政扩张和因提前退出劳动市场而导致的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气氛。1994-1998年，社会政策被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改造和边缘性的社会保障体制融入就业政策的阴影遮盖。为了中期性地是老年人员的就业率也得以提高，政府才在1998年逐步对退出劳动市场的可能性逐步限制。

    暂时退出劳动市场的项目资产阶级政府在1992年5月就通过了雇员休假项目，以通过空出的岗位为工作轮换项目创造潜在的可能性。它与《劳动市场改革法案Ⅰ》一起于1993年7月被明确地延长到1994年。自愿性质的育婴假（El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