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过引入生态税，在法国通过提高社会税（CSG）――被提高了，然而结构并没有被改变。因此在这两个国家无从谈及一种政策模式的变化。而在改革的分配效果上则可以看出差异：在德国，高收入者减轻的负担大于中低收入者；而在法国，几乎所有改革都以为低收入者减负作为目标。在支出方面，两个政府都在很大程度上固守现状。任何可能减少国家结构性赤字的措施几乎都没有得到实行。经济增长时期增加的财政收入未被用于预算巩固。这在景气降温后造成了两个国家中上升的财政赤字。

    因此，法国社会党尤其符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传统形象：再分配和社会救济的扩大拥有优先于预算巩固的地位。在德国，降税优先于预算巩固。因此，在两国中并没有发生财政政策的任何变化，只能看到人们所熟知的工具的一种新调整，这无论如何都可以被评价为一种第一序列的变化。

    在就业政策方面，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开始时的措施完全与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吻合，法国社会党也大多使用了为人熟知的工具。雇员的权利在德国得到加强，这种政策符合工会的要求。如果不是被宪法法院制止，解雇保护在法国还可能得到加强。工时缩短和公共就业的扩大同样遵循了传统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模式。在这两个国家，激活性劳动市场政策的成分只是零星和缓慢地被纳入入就业政策。特别在法国，已有的规定得到保留，它们只不过通过其他一些工具得到补充而已。因此，与其说是劳动市场政策中的全新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对既有工具的新调整。在德国，“2010议程”改革意味着一种第二序列的范式转移和政策变化。然而，单单靠作为路线改变而得以保持的“哈茨IV”改革，自身并不足以被说成一种普遍的、第二序列的变化。转岗项目和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与被研究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特别在法国，针对重新接受工作的期待可能工作标准没有向失业者提出任何大的灵活性要求，对拒绝接受工作的制裁与斯堪的那维亚两国和英国的规定相比极其轻微。

    消极的、以转移救济为基础的工具在这两个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画面上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就业政策的绝大部分只能被描绘为第一序列的变化。在这方面，德国社民党在其第二届议会任期开始加强激活性的措施，并使期待可能工作的标准变得更加严厉。

    在社会政策方面，两国的变化同样相对很小。人们看不到深入的改革。但福利体制的税收筹资做法在这两个社会保险国家中得到扩大。在德国，这些随生态税实行的措施效果相当一般。藉此，主要是为了阻止社会保险费费率的进一步提高。在法国，这些措施随税收筹资所占比例的翻番更为明显。在社会救济方面，结构改革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几乎没有得以实行。在德国，人们以适度的救济削减来应对筹资难题；在法国，救济甚至还被扩展了。两国的新举措是促进企业或者私人性质的、资本积累的养老保险。假如这一政策方向被进一步推进，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工具的应用。这样的一些措施是对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原则的抛弃，脱离了两国的传统。

    虽然因个人责任的加强，集体保障的原则在养老保险中受到削弱，但这种结构变化的规模、支持作用及具体的结果直到现在还相对微不足道，特别是私人养老保险并没有被以义务加入的形式组织起来。由于这种新工具的有限规模，还无从谈及一种第二序列的变化。在这两个国家，可以看出社会保险原则的一种轻度的削弱。但这些相关措施主要是因为迫切的筹资问题，而不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养老政策目标的改变。因此，还不能断言一种已经完成的第二序列的政策变化。不论法国社会党，还是德国社民党作出的反应都是防御性的并以此捍卫既有的社会福利国家结构。社会保险的筹资危机基本上只是被附加性地用来使维持现状的欧洲大陆社会福利国家向普遍主义、税收筹资、扩展社会服务、更有力地预防社会风险以及更多地让相关人员参加激活性项目和重新融入劳动市场的方向改造。

    类型B：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比较研究中，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被概括为一个小组或一种类型。我们的研究同样表明，丹麦社民党和瑞典社民党执政政策具有明显共性，它们各自将传统目标与某种程度上的新工具结合起来。因此，人们能看出一种清晰的斯堪的那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模式。

    在这两个国家中，税收政策都深受成功的巩固政策的影响。丹麦在经济增长不足（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被克服后，才采取预算巩固措施。在预算巩固策略上显示出两国的差别：主要是瑞典社民党除了增税，同样实行了显著的支出削减措施。在增税的方式上两者呈现了相似之处：税基都得以扩大，较高收入的税负都被加重。传统社民党的形象在这一点上展现出来。丹麦在经济低增长时期放弃支出削减的事实，同样证实了在财政政策上社民党目标和工具的一贯性。瑞典成功巩固预算之后逐步取消削减的做法，也适于佐证这样一种连贯性。在企业和资本课税方面，两党都对利息和资本收益实行或保留了特殊规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