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适度降低了本已较低的企业所得税。

    即使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财政政策上继续追求它们的传统目标，一个新的目标因连续和卓有成效的预算巩固政策被纳入其中。但传统的目标并没有因此而被牺牲，出于减轻税负的目的而在社会福利体制中持续进行削减的做法并没有被采取。两个国家保持了高水平的个人所得税。

    实行激活性的劳动市场政策是六个被研究的社民党政府最大的共同之处。在这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社会民主党能够与已经存在较长时期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传统相联接，这使向“激活性”措施的升级变得更加容易。对培训、再教育的供给以及转岗措施的强调与博伊克斯（Boix1998）所断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倾向是一致的。通过吸纳一些新的成分，比如义务参与激活性措施的做法和拒绝参与时的制裁，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变成了激活性的劳动市场政策。重新融入劳动市场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在劳动市场规制化方面，各国既有的体制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瑞典大力规制的劳动市场符合传统社民党的偏好。在丹麦，由于人们接受非规制化劳动市场、高工资替代率以及卓有成效的激活措施的组合，社民党没有对劳动市场进行更强规制的动机。

    丹麦社民党和瑞典社民党的就业政策可被称为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变化的一种混合。其中第二序列的变化为技能培训的激活性政策的推行，第一序列的变化为公共就业的更大幅度的扩张。充分就业的传统目标保持不变。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民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传统目标和工具。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瑞典的削减政策在公共预算的成功巩固之后就部分被撤消了。在丹麦，养老金政策改革的力度极小；在瑞典，具有新的筹资结构和强制性资本保证成分的新养老体制则是一种全新的政策模式，它削弱了养老保险的普遍主义特征。然而，这两个福利国家的核心特征――广泛的公共服务――得到保持，或者甚至被扩展了。家庭政策领域中的广泛服务对妇女就业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卫生保健政策中个人自付的做法在这两个国家都得到保留。

    传统和新工具的混合同样在社会政策方面表现出来，而传统目标并未被放弃。总的说来，这两个国家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压力要小得多。然而它的前提条件是，人们接受高间接税税率，更重要的是接受高的直接税税率，以用于社会救济的筹资。在这两个国家，民众的这种意愿一如既往地存在。

    类型C：英国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英国和荷兰执政政策的区别在一些领域是显著的。这主要可归因于社民党领导的政府上任时（荷兰1994年；英国1997年）各自的政治遗产和不同的政府体制。尽管这样，二者的许多措施表明了相同的施政方向，或者说相似的策略，在它们背后能看出明显的目标变化。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荷兰，预算巩固在财政政策上都占据优先地位。新工党在《竞选纲领》中宣称，在执政的头三年保持保守党政府的支出限制；荷兰工党同样强调预算纪律。在两个国家中，政府都使用了立法工具（“黄金法则”和“扎尔姆规范”）。这些工具保证国家增加的收入优先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其他支出。从荷兰工党的降税和英国新工党有选择地减轻纳税负担的做法中，得益的主要是单亲父母和低收入者。虽然这些改革就此而言具有分配效应，但它们没有被融入社民党的整个社会的再分配，因为没有任何使高收入承受更大负担的措施得到实行。

    在这两个国家，税收负担降低的同时，再分配目标显然让位于预算巩固。英国和荷兰的就业政策从不同的初始水平出发，但改革的方向相同，然而人们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了另外的工具，这使人们不能再对社民党的传统取向存有期望。自由主义的劳动市场规定或者得到保持（英国新工党），或者被扩大（荷兰工党）。在英国得到实施的《欧盟社会宪章》最低标准没有改变劳动市场的基本结构，因为，这一最低标准只设置了雇员个人的合法要求，而没有规定工会利益代表的集体代表权。荷兰非全职工作和派遣工作的大规模扩大是一种新的卓有成效的工具。在这些“棘手的就业关系”中，与在市场客观力量面前保护雇员相比，这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党更喜欢融入劳动市场的政策。对于这种政策，人们不再能把它说成对非正规工作或报酬低微工作的原则拒绝。两国都同样把激活性劳动市场政策当作新工具来使用。然而与瑞典和丹麦相比，教育培训措施扮演了一个明显次要得多的角色。相反，工资补贴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是劳动市场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暂时性的公共就业在荷兰被大规模用来充当通向正规劳动市场的桥梁。但社民党劳动市场政策的这种工具被证明相当不成功，主要是没有包含技能培训方面的一揽子内容。

    如同财政政策，两国的劳动市场政策也包含了一些新工具。这些工具的具体特点构成了表现变化了的偏好序列的一个指标。特别是接受或者打造去规制化劳动市场的做法，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