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非商品化偏好的降低。这可以被断定为一种脱离传统社民党政策工具的第二序列的变化。

    在社会政策方面，传统社民党政策模式在这两个国家都让位于新工具的使用。这些新工具以效率、竞争和私有化等经济范畴为导向。在荷兰，通过全面的结构改革，双边或三边的监督和执行机构的控制权向国家转移。此外，竞争因素得到强化，单个的保险分支被完全私有化。布莱尔政府尽管扩大了社会救济，但仅局限于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救助，并且在这方面优先推行需接受经济情况调查的项目。英国社会福利国家筹资中的普遍主义成分得到保留，但救济变得更有选择性。在荷兰，受经济情况调查的项目的比重也被显著提高。社会救济无一例外的不是以降低，而是以促进接受工作的激励为目标。

    非商品化的传统目标因此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相反，融入劳动市场被提升为社会政策的中心目标。在丹麦，扩建的福利国家依旧存在；而英国新工党的措施主要集中于消除贫困。

    比较性描述从目标和政策工具的角度所进行的对政策变化的量化评估在。对于这种分类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这三个政策领域中，是否和在哪些层面上（目标和/或策略）产生了变化或修正。在此，各有两个政党被归入开始已经提到的理论上可能划分的政党类型A、B和C中的一种。现在，我们在内容上以“传统的”、“现代化的”和“自由主义的”等概念来描述这些政党。

    如果一个政党无论在目标还是在策略的层面在主要方面都没有任何变化，它可以被评定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我们在德国，特别是法国看到这类政党的存在。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在政策策略方面的变化能够被断定，而它们在政策目标这一层面上继续追求社会民主党的传统观念，可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如人们所见――与这种类型吻合。如果不仅新的工具得到使用，而且除此之外，目标也得到新的界定，就出现了这种目标修正的“方向”问题。理论上，类型C的政党可能是那些具有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政党，它们背离了传统社民党的目标。然而从实证角度，人们还不能观察到这种情况――英国和荷兰的目标修正更多是走向自由主义，因此这些执政党可被称为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

    “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化”的概念不能被当作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规范名称来理解。它们指的是基于客观标准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政策修正的主流方向。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区别尤其表现在福利国家方面。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使既有的结构“自由主义化”，而是使之“现代化”。福利国家得到了社会投资国家的充实，而不是为之取代。这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党既没有限制国家职责，也没有愈来愈依靠市场的解决方案，而恰恰在社会投资领域扩大了国家职责的范围。货币性转移支付有时出于资金短缺的原因必须被削减，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交换（trade-off）。但“积极的福利国家”仍旧不失为福利国家（Vandenbroucke2001b）。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通过新工具充实了已有的规制，而没有在原则上干涉已有的安排。相反，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市场解决方案至少部分地取代了已有的规制，因此与自由主义观念接近。社会政策最低标准的保障和融入劳动市场的做法取代了要求苛刻的非商品化。而在传统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中，不论在就业政策还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已有的规制和工具几乎都没有改变。

    这种类型划分以“政策变迁”的特征为基础。

    传统社会民主党主要通过高额社会转移追求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再分配目标，但它摆脱不了税收竞争的压力，并通过相应的税收改革来适应这种压力。税被降低，但支出却未被削减，国家财政的整顿也就常常停滞不前。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放弃更大的公平的目标，或者代之以对贫困者的有针对性的救助。通过这种方法，它一方面能从支出方面整顿国家财政；另一方面，它又能在整顿的情况下实行减轻税负的措施或者保持相对较低的课税水平。相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在整顿国家财政的同时继续追求再分配的目标。对这两个目标的同时追求，不允许再去苛求低水平的税负。因此只有在因税收竞争（为避免避税）显得绝对必要的领域（企业、资本），税负才会被降低。

    如果人们对就业政策的层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三种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区别又再度展现出来。

    自由主义化社会民主党降低税负或者在极大程度上使其保持在低水平，但它同时也依靠激活性劳动市场政策的成分。激活性措施倾向于通过更多地强调义务而进行。对人力资本的资金密集的投入只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自由主义化社民党试图通过降低劳动市场规制强度来促进人们融入劳动市场。一般性的市场自组织力量和特殊性的去规制化劳动市场的就业动力得到了高度信任。非商品化的目标受到损害。现代化社会民主党恰恰相反。在这方面，以技能培训措施为形式的附加投入因高税负而成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