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们也已经有意识地这样做了。人们或者以高的转移支付救济（丹麦），或者通过较高的规制强度（瑞典）以及广泛的激活性措施或公共服务中扩张性的就业政策来满足就业人员和失业者的利益。福利和工作的结合（welfarewithwork）在此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融入政策。传统社会民主党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转移支付救济的水平和劳动市场规制的强度不变。由于降税造成的资金短缺，资金密集型的激活性政策不可能得以实行。融入劳动市场的目标在这种组合中受到损害，结果是福利与工作脱节（welfarewithoutwork）（Esping-Andersen1996）。自由主义化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现代化社会民主党以促能型国家（enablingstate）为手段，促进失业者和低技能人员的就业能力，并因此提高了他们加入劳动市场的机会；而传统社会民主党继续赋予社会福利国家基本的防卫性的保护职能。其背景是对社会公正，特别是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不同看法（Merkel2001）。这两个目标越来越偏离原有轨道，传统社会民主党直到现在还没有对此承担起责任。

    这里所讨论的在目标冲突时的特定决策，以行动者的选择可能性为前提。即使存在有关民族国家政府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究竟还剩下哪些活动空间的不同看法，政府毫无疑问拥有塑造政策的可能性。不同的国家行动背景为各个政府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自由行动空间。由于不同的问题组合和相互区别的政治机构的现状，前面所述的策略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供这里所研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选择的。在每一种选择中都与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相联系。最后我们将以对这六个国家兼顾不同民族国家框架条件的政策方向的解释，结束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政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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