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行动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执政政策？它能解释以上所述的三种政党类型的成因吗？与此相关的主要有下列问题：

    ――为什么荷兰工党在社会保障中采取了明显的削减政策？为什么英国新工党基本保留了上一任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法国社会党坚持传统的政策模式并进一步扩建社会福利国家？

    ――为什么丹麦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能够以特有的方式成功地将传统的与新的政策目标和工具结合起来，而那些或者以市场方式（英国新工党、荷兰工党）、或者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解决人们所认为的目标冲突的政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预算在四个国家得以巩固，而在法国和德国却没有？

    ――为什么瑞典、丹麦和法国政府继续推行――即使通过不同的做法――再分配政策，而这样一种政策在德国和荷兰却受到削弱，在英国更是几乎未被实行？

    ――为什么激活性劳动市场政策在法国和德国被相对较晚和迟疑地引入，而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英国一开始就居于劳动市场政策的中心？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不是政策结果（policyoutcomes），如国家债务、就业率和失业率等国民经济指标，而是政策产出（policyoutputs），也就是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但在第十章第1节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传统社民党治理的国家在这些政策指标上的绩效显著低于由自由主义化或者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治理的国家。由于固守传统的政策模式，全球或地区性一体化市场的挑战显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回应。与此同时，人们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把对有关国民经济总量的影响明确地归功于单项的执政政策（Schmidt1996）。这一点在有关“关乎政党吗？”的讨论和国家职责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某一项执政政策的影响取决于众多相互作用的变量，特别是取决于景气波动和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例如投资者、消费者、管理机构和政治文化。此外，许多政治决策和措施都在较长的时期内才得以付诸实施，因此其作用在几年后才会显现，并不能立马归功于某届政府。

    对社民党执政政策的下列解释路径以在第三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民族国家行动背景影响方式的理论框架为依据，也就是以针对研究对象所采用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为依据。民族国家的政党竞争、政治和制度秩序、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等怎样给社民党政府的策略选择施加影响，现在到了该予以阐明的时候了。在这之前，我们将比较研究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内部结构对于政府的政策具有哪些影响。民族国家的行动者和结构性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特点已经在国别研究中得到分析，现在，我们将比较六个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以此来阐释作为各项政策基础的结构的不同的影响方式。

    政党行动者解释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出发点首先是社会民主党自身。在民族国家的行动背景起到的容许或限制性的作用能够被确定之前，行动者的目标和行动模式必须首先予以明确。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同样的框架条件下或者在外部约束极少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各个政府追求不同的政策（Cox2001）。重点是以下问题：

    ――政党是否和怎样在纲领上为执政工作做好准备？

    ――纲领和政策之间的可能分歧怎样处理？

    ――这些反应如何获取进入党纲的途径？

    在六个被研究的政党中，只有英国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于在野时在纲领上和组织上进行了深入革新。英国工党的转变尤其突出，在它身上，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的明确抛弃和向实用主义的亲近市场的取向转换在其更名为“新工党”的做法上同样表现出来。与此相伴的是政党组织的严密化，它强化了党的领袖的作用，削弱了工会和“老左派”的影响。工党一直受累于增税增支（Tax-and-Spend）的政党这一糟糕的名声，因此几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未能把英国保守党赶下台，这种调整过程是对上述经历的反应（参看第四章）。

    丹麦社会民主党同样已经在在野时对纲领进行了修改，把供给政策措施――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整合到其保留节目中（主要是激活性的劳动市场政策），以向资产阶级中间政党证明自己是可能的联合伙伴（追求公职）。瑞典社民党也成功地使纲领适应了变化了的行动背景，但这不过是对其政府交接之后最初几年的特殊经历的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初财政政策危机的影响下，瑞典社民党的政策部分明显偏离了从前的路线，因此对其纲领上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成为必要的抉择。这一过程最终于2001年以新党纲的通过为标志得以完结。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革新过程都受到外部变革压力的推动。

    在荷兰和德国，党的纲领取向与实际的执政政策之间存在差异。荷兰工党和德国社民党都带着以传统为主的纲领接掌政府。但像瑞典社民党那样的相应的纲领上的学习过程，在这两个政党中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