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条道路”讨论的框架中，人们一直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归于不同的类型。吉登斯（Giddens1998）在大众传媒中发起的论战中，“第三条道路”已经被置于“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对立面。更多的建议见海（Hay1999）、克里格（Krieger1999）、托马森（Thomson2000）、斯坦默斯（Stammers2001）和克里夫特（Clift2004）等学者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两种社会民主党类型在原则上被提炼出来：“传统社会民主党”和与之划清了界限的“新社会民主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修正主义的讨论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在分析时应分开进行（Bonoli/Powell2002；Bonoli2004；Powell2004）。比如，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包含四个不同的层面：政治话语、基本价值、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Powell2004：15）。虽然在所有的四个层面都能够确定向与“传统社会民主党”相反的“新社会民主党”的转变和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政策只是在一个层面上被部分地区别开来，而在其他层面几乎不存在差异。例如，范登布鲁克（Vandenroucke2001a）指出，尽管一些政党避免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它们在政治话语中和基本价值上的区别极小，但在实际实行的政策中的差异却相对较大（也可参见Merkel2000）。这可能造成误导性的、分类上的混淆。为避免这种情况，下面对所研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区分和分类完全在实证观察到的政策变化（policychange）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依据是否和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对传统社民党政策的背离这一问题（参见第一章）。

    政策变化以彼得?霍尔（PeterHall1993）的定义为基础在三个方面进行区分：

    （1）第一序列的变化（firstorderchange）指的是对既有工具的新调整。无论工具本身，抑或其背后的目标未受政策变化触动。

    （2）相反，如果为实现既有目标而使用新的工具，则是一种第二序列的变化（secondorderchange）。

    （3）目标甚至也因政策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则构成第三序列的变化（thirdorderchange）。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一政策目标为另一个目标所取代，而大多指的是多个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的转换。如果在一个政策领域中追求多个目标――情况通常如此，新的优先选择得以在目标冲突中确立时，也可说成一种第三序列的变化。第一和第二序列的变化因此往往可以在某一政策领域中看出，作为目标等级推移的第三序列的变化会在单个的政策领域中或者各个政策领域之间出现。因此，目标优先级和目标冲突的变化应该同样在与多个政策领域的比较中进行研究。在对政策变化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三种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的类型可以被预先区分开来：

    ――类型A包括这样的政党，它们坚持其既有的目标，没有或只是稍微改变既有的工具，因此看不出第二或第三序列的变化。然而由于政治行为的参变量（全球化、社会变迁）已经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坚持传统策略可能不利于目标的达成。

    ――类型B囊括了这样的政党，它们坚持传统目标，但为实现目标使用新的工具（第二序列的变化）。

    ――最后，在第三种类型中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政党，它们不仅使用了新工具，而且也界定了新目标或者改变了其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

    下面，将依据对所研究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措施的总结和评价说明，为什么被研究的政党各有两个可被实证性地归入类型A、B和C。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属于类型A，它们可被称为“传统社会民主党”。类型B包括瑞典社民党和丹麦社民党，这两个政党可被描绘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最后，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被列入类型C，并被冠以“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之名。把这些政党分为这三种类型之后将说明，这些政党类型面对同样的目标冲突给出了何种不同的答案。

    类型A：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三个被研究的政策领域浅尝辄止的改革这一点上，德国和法国呈现明显的相似之处。法国社会党在实践中一直以沿袭的社民党政策模式为导向，而德国社民党在它2002年再次当选后开始抛弃传统工具。尽管这样，德国社民党还是被归入传统社会民主党类型，原因在于从那时起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首先只是用于废除其1998-2002年间的政策，此后再也没有表现出前后一致的改革路径。

    无论在法国还是德国，税收政策方面的纠偏和改革都得以实行。然而，财政政策方面的措施主要在现有规定的轨道上摆动。虽然企业税被降低，但在这两个国家中依然保持相对高的水平（SVR2003：354）。资本财产收益被继续课以相对较重的税。社会保险的经费筹措中税收所占的比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