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现，或者说这种进程只是非常迟疑地展开。虽然荷兰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重新定位纲领的进程，然而这一进程由于荷兰工党1989年加入大联合政府而被打断，此后更因执政政策造成的党内冲突被搁置和推延。直到2002年惨痛的大选失利之后，纲领革新工作才再度获得动力，新党纲终于在2004年得以通过。虽然德国社民党在1989年已经通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但纲领中只在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领域中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有关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立场的改革并未出现。这个纲领主要受到社民党社会福利政策生态革新的影响。但在变化了的一体化市场的行动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怎样才能被成功地制定和实行，这在纲领中并不明确。社民党在1998年接掌政府之后，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基本纲领的修订在党的领袖的迫切要求下开始。纲领讨论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出最终结果。这更暴露了社民党的分裂。虽然法国社会党于在野时对纲领进行了革新，但它没有像新工党那样使自己“自由主义化”，或者像丹麦社民党那样“改革”自己，而是使左翼共和主义价值复兴。因此，法国社会党自觉地反对向以供给为导向的措施靠拢，按照传统的评价标准，其价值观在本书所研究的政党中仍然是最传统主义和最左的。20世纪80年代初执政的法国社会党发誓放弃新凯恩斯主义并开始了一种经济政策的路线转换，这种转换长期伤害了大部分选民对社会党的信任，然而却并未解决高失业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法国为什么会选择一条特殊道路。

    各政党不同的纲领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它们的执政政策之中？与政党在全球经济中几乎不能再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参见如Strange1995）的论点相反，人们完全能够断定在所研究的大部分国家中政党的纲领取向与它们的执政政策之间具有一致之处。

    在新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民党中，这种协调性因这些政党在纲领上已经根据新条件进行了调整，或者执政的同时已经推进了这种修正进程而变得更加容易。只有在法国社会党中，传统的纲领与政策重合――但这是用法国在财政政策、劳动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构问题的解决方面几乎毫无进展换来的。

    在荷兰，人们可以观察到荷兰工党开始时传统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纲领与其自由主义化的执政政策之间的一种明显差异。从2003年开始实施“2010议程”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以来，德国社民党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此之前，德国社民党未解决的有关纲领的冲突在与其执政政策的不一致中得到反映。

    如何解释纲领革新和成功解决党内冲突的不同能力或者这种能力的缺乏呢？政党的组织结构显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拥有强力领导、意志形成集中化的三个政党（瑞典社民党、丹麦社民党和新工党）与较分散的政党――荷兰工党、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相比显然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尤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抗拒变革的多数党员能阻止纲领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政党领袖未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以说服基层特别是中间的干部阶层相信重新定位纲领的必要性。同时，短期担任党主席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对纲领讨论漠不关心。与瑞典社民党相比，关于陈旧的纲领与先进的执政政策之间的差异的争执在德国社民党内并没能通过制定一份新党纲而得到解决。相反，伴随这种争执而来的是声誉的丧失和大批党员的退党。令人吃惊和暂时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荷兰工党尽管未完成纲领革新，在党内的异质性一直存在的情况下却能追求一种“自由主义化”政策？这样的结果显然必须用党外的因素来说明（见下）。在法国社会党的例子中，党内关于纲领新取向的讨论一直到2002年失去执政大权之后才开始，因为若斯潘政府在此之前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法国社会党传统的左翼纲领。2002年之后，作为在野党的法国社会党体会到，它的派别众多的党内结构，加上缺乏一个强有力而又被人们接受的党的领袖，仍然阻碍着其革新进程的推进。

    党组织的权力集中化显著提高了一个政党的策略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参看第三章），这一理论假设得到了证明；而工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紧密联系所起到的预期作用却是有限的。虽然在德国的例子中，工会的强大影响构成了社民党及其政策的突出的改革障碍，但对于斯堪的那维亚的社民党却并不如此。带有最强烈的左的传统主义纲领色彩的法国社会党与工会的组织联系恰恰最松散。对于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会之间正在转变的关系将在下面进行进一步探讨。

    政党竞争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最重要的互动伙伴是其他政党――既包括反对党，也包括联合执政的政党。如果说联合政府的政党政治构成影响执政政策的特征和定位，那么政党竞争则决定选举成败。这两方面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因为执政党在制订政策时已经预料到了选民选票的竞争。事实上，所研究国家中的各种政府类型（一党政府、少数政府或联合政府）、党内同质性以及资产阶级阵营的纲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