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之间的组合，被证明是对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形式和内容的最有解释力的变量。

    在没有强迫组成联合政府压力的情况下，同时由于保守党的落寞状况，英国新工党能够作为一党政府相对不受政党竞争干扰追求其政策目标。告别传统的左翼思想财产和保留上一任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在政党体制中并不存在任何竞争风险。新工党之所以能在纲领上持续向政治系谱的中间位置挺进，是因为它由于英国的简单多数制选举法而不必担心另外的左翼政党的竞争，而英国保守党则具有强烈的市场自由主义取向。因此，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中，英国的社会民主党能持有与欧洲大陆基督教民主党相比甚至更为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不用冒左翼选民转向其他政党的风险。

    此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巩固性的财政政策与保持高社会福利国家水平的特殊搭配可以用这些国家各自处于枢纽地位的少数政府来解释。在瑞典，暂时性的社会福利削减可以获得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而向高收入阶层增税等“左”的政策相反则可以在左翼政党的帮助下得以通过。在丹麦，年度预算案被分割成众多单个的部分，丹麦社民党寻求不同的议会多数予以分别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或左翼政党在特定政策领域的这种专业性的合作大幅度地扩大了丹麦和瑞典社民党的活动余地。此外，作为少数政府的地位减轻了因左翼政党竞争而导致的危险。尤其当一个社民党政府实行不受欢迎的节约措施和削减社会福利时，选民可望向左翼转移。1998年瑞典议会选举中的确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因其财政和社会政策的调整，社民党遭到应有的惩罚，取得1920年以来最差的大选结果。但把票转投给左翼党――而没有转投给资产阶级中间政党――的那些选民仍然留在左翼阵营，因此并没有危及社民党的执政地位。由于不存在其他选择，左翼党只能与社民党合作，而后者作出的让步比在正式结成联合政府的情况要少得多。尽管如此，相对强大的左翼党（1998年：选票的12%）还是阻止了瑞典社民党在纲领和执政政策上向中间滑得太远。这也正是其执政政策一如既往地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反，联合政府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得不作出妥协。荷兰工党就是这样首先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基民盟合作，然后与两个自由主义政党，也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立场上比社民党更右的竞争对手合作。荷兰工党的联合伙伴坚决主张社会福利支出限制和严格的预算巩固。由于社民党和基民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组成大联合政府，像在德国那样两个居主导地位的政党总是相互封锁的情况（见下）得以避免。相反，两个政党共同开启了不受欢迎的改革。与瑞典的情况一样，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在改革进程开始后的首次大选中承受重大的失利。但由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联合伙伴在选票上的损失更大，荷兰工党随后得以与左翼和右翼自由党组成政府。这种联合形式加大了荷兰工党的（传统）纲领取向与其执政政策之间的差异。尽管多次尝试，荷兰工党在“紫色联合”中未能实现向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的转移，因为，否则它就会丧失其联合能力，并因此丧失其执政能力。在没有主导性政党的分散的荷兰政党体制中，对于组成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本身比起选举结果更为重要。因此，工党必须向其自由主义的联合伙伴证明自己是靠得住的，尤其是在这些自由主义政党本来同样可以与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合的情况下。总的说来，在荷兰工党的例子中，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由各个联合伙伴所“强迫的”一种自由主义化。

    与法国相比，荷兰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说明，各种联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民党领导的政府的定位。在法国，社会党与三个左翼政党联合。多元左派（gaucheplurielle）的试验从一开始起就被认为是脆弱的，因为绿党和共产党在准备阶段就对参加政府抱有怀疑。这两个党都承受着其基层党员和选民的高度预期的压力。针对社会党和其他联合伙伴它们不得不把自己塑造为“左翼理想”的捍卫者。出于这个原因，法国社会党的务实派使政府政策更多地朝向中间的尝试被阻止，因为这危及左翼联合的稳定。左翼政党不仅坚决拒绝了保守的财政政策，而且还提出了提高社会救济以及实行再分配的政策等过高的要求。对于来自“左翼阵营”的社会抗议，例如对于在政治上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的群体――失业者的抗议运动，则是有求必应。在劳动市场政策中，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受法国共产党胁迫，通过了进一步加强解雇保护的决定，但这最终被宪法委员会阻止。此外，在深入改革这一问题上，法国的资产阶级阵营几乎没有施加任何压力。尽管有一个非常弱小的市场自由主义政党（在此间已经解散的自由民主党），但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戴高乐主义者占支配地位，他们在国家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方面的主张与传统的社民党旗鼓相当，因此后者在政党系谱的中间赢得选民的活动余地受到限制。

    与多元左翼相反，德国的红绿联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左翼联合。绿党恰恰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