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持有比德国社民党更为自由主义的立场。但绿党经济政策的特征还较不突出，无法在这一领域的执政政策中――如荷兰的情况一样――施加重大的影响。然而，与联盟党的竞争被证明是社民党的障碍。因为即便基民盟/基社盟常常要求“深入的”改革，但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凭借其在联邦上院的多数阻拦改革（例如在取消税收优惠和补贴问题上），或者在大选中从社民党从前的拥护者的不满中获益。与瑞典不同，德国社民党失去的对其失望的拥护者开始时没有把选票投给传统的左翼政党，他们把选票转投给了联盟党、绿党或者不参与投票。基民盟，尤其是基社盟在此期间不止一次成功地在养老金和卫生保健政策上，有时甚至在劳动市场政策上把自己塑造为“小人物”利益的“更佳”维护者。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由于更名为“左翼党”（Linkspartei）的民社党（PDS）的“新生”，德国社民党面临新的情况。左翼党在2005年联邦下院大选中大幅获得本属社民党的选票。但与瑞典情况不同，德国的社民党和左翼党都（仍然）拒绝合作，因此选票转向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同样意味着权力资源的丧失。

    普遍引人注目的是，在德国、法国和荷兰，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竞争的国家，社会民主党纲领现代化的难度被显著加大。被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纲领上至少有选择性地更“左”超越的危险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使得传统社民党对其政策工具的怀疑和审视只能非常艰难地开展。

    制度变量具有显著的否决权的第二院和宪法法院的存在，应该被考虑作为解释社民党执政行为的另一个变量集。然而这些机构只是在法国和德国起了作用。在其他四国这样的否决者实际上并不存在。

    人们不能先验性地假定这两个机构对社民党政策所特有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虽然在宪法基础受到触动时，宪法法院确实使深入改革甚或“路径转换”的行动余地更为局促，但它不是具有自身政治偏好的行动者，而主要以宪法准则为行动基础。相反，第二院经常带有政党政治的色彩。尤其当它被资产阶级反对党主导时，对于社民党政府就是一种障碍。这在德国除了政府轮换后的头一个月外一直如此。在法国情况甚至始终如此，然而法国参议院的搁置在这个国家――除了宪法修正――能被国民议会推翻。参议院因此不是有效的否决者。

    尽管上述制约只能在“改革政策迟到的国家”法国，尤其是德国看到，但它并不必然是坚守传统政策的一个原因。虽然宪法委员会阻止了若斯潘政府的众多计划，如针对低收入者社会普通税的特别税率、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筹资方式、医生集体求偿的实行以及解雇保护的加强；但在各个例子中，政府或者能找到其计划的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如在解雇保护的例子中一样――那些可能使政府的传统主义特征甚至进一步加强的政策决定被宪法委员会撤消。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没有驳回社民党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任何重大措施，但它在几年前撤消了当时一项有关财产税的安排，并藉此宣布这样一种典型的再分配工具违宪。此外，对于二元所得税制――资本财产收益课税低于工资收入课税――德国存在一种法律障碍。因此，一种以斯堪的那维亚模式为样板的税收政策――竞争导向和传统社民党的再分配目标相结合――在德国显然难以得到实行。对社会保险体制的深入改革和对以有薪工作为中心的保险原则的抛弃也受到宪法藩篱的限制。社民党2003年在通过将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合并以及决定实行国民保险冒险朝此方向探索之后，人们对于这些措施究竟能否或者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在联邦宪法法院得以通过，发表了众多的看法。

    除了以上所述相对而言更为预期性的障碍之外，联盟党主导的联邦上院反而被多次证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有效的否决者，它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迫使社民党作出极大的让步。这些让步大多会使社民党采取一些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因此，从2003年开始的对传统政策模式的抛弃变得更为容易。但这也显著加大了保持连贯的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难度，因为联盟党主导的联邦上院阻止了主要不利于资产阶级选民的补贴削减。此外，与联邦上院达成共识的强迫还有助于最高税率的大幅降低、卫生保健事业中私人额外付费的扩大、微薪就业关系的去规制化、解雇保护的放宽以及失业者期待可能工作标准的严格化。社民党的“现代化派”在立法过程中在先向传统主义的派别作出让步之后，有时能够在联邦上院的帮助下实现其原来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受反对党支配的联邦上院削弱了社民党内左翼传统主义的实现能力。这种观察与前面作出的估计――基督教民主主义反对党的存在加大了社民党脱离传统定位的难度――存在一定的矛盾。然而，正如至少一部分基民盟党员在关于德国施罗德政府劳动市场改革决议表决和辩论期间的行为说明的那样，这种矛盾却与现实相吻合。即使基民盟领导的各州在联邦上院共同通过了这一决议，甚至还达成了某些更严格化的规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