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缓慢下降的贫困率还是一直给英国自由主义化的社民党的成就总评投下一道暗淡的阴影。

    法国和――至少2003年以前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没有进行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转换。这两个政党对英国“第三条道路”仅“局限于”融入劳动市场的单一层面性提出了批评。法国社会党提出了一份相反的纲领草案，而德国社民党的政策主要受路线转换和前后不一致的措施的影响。两个政府都在更大的改革工程面前畏缩不前，或者使用比如在法国那样国家规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传统工具。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与传统目标和工具的联系最为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这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最没有实现其目标。尤其在财政政策和劳动市场上，德国和法国社民党的成绩糟糕。这加大了由于人口变化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对社会保障体制的压力。然而，社会政策方面的必要改革在法国迟迟没有实行；在德国，并不充分的改革在非常晚的时候才开始。法国社会党以共和主义、唯意志论的话语及传统工具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尝试被证明并不合适。在德国社民党中，也有不少人把20世纪末的挑战主要定位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热情地捍卫联邦德国的保守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对社会福利国家削减的拒绝使人们看不到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造的必要性。与从约翰?罗尔斯到阿马蒂亚?森的现代公正理论的反思相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福利国家家长制看来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公正制度更为接近（参见Merkel2001）。传统主义左派的这种保守主义观望态度的形式具有――如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较高的经济社会成本。在德国社民党中同时也存在一个现代化者的派别，他们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这些争论结果在德国社民党内造成纲领上和政策上的闭锁，它在施罗德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中期才在重重冲突中被艰难地突破，但是它也不得不吞下党员退党和选举失利的苦果。在纲领上和执政政策上常年无视那些不讨人喜欢的新框架条件，这在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塑造能力（Gestaltungsf？higkeit）的一种明显丧失。但除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外，在法国和德国尚有其他限制执政党行动空间的因素。多元左翼中的左翼联合伙伴在法国就尤其构成左翼传统政策的一种强大的保守力量。此外，在必要的、但出于对社会抗议的畏惧未得以实行的养老体制改革上，虽然分散、但仍具有动员能力的工会证明了其封锁潜力。德国社民党内的传统主义者派别长期受到工会支持。联邦上院是另一个制约红绿联合政府行动能力的制度障碍。1999年2月，红绿联合政府就已经失去了政策塑造的多数（Gestaltungsmehrheit）；2002年4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联邦上院完全被反对党左右。此后，政府为能实行改革项目，必须接受诸多妥协。这造成了一种特有的政策模式：为了获得对单项改革的同意，政府必须接受反对党对改革方案进行修改的要求。因此一些措施与自由主义化的社民党一致（例如在所得税政策上），而其他领域中的必要改革却完全没有被实行。红绿执政联盟在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市场改革等中心问题上无所作为。但造成这种改革观望态度的原因绝对不只是由于联邦德国政治体制所特有的否决结构。被认为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施罗德同时违背了这位佛罗伦萨人的多条建议：1999年，他没有认识到在经济繁荣的开始之时和经济繁荣期间进行艰巨改革的机会。其次，在太长的时间里，他使人们感到缺乏那种塑造政策的政治家的气概，即不顾工会场内人的利益、不顾只有仍然自称为“左”的传统主义者的结构保守主义而把改革项目付诸实施。最后，时运虽然在2002年给他带来了选举胜利，但他直到哈茨改革之前，又一次几乎完全错失良机。必须承认的是，德国社民党继承了一笔特别沉重的政治遗产。大部分靠社会保险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的德国统一的负担，使得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主义政府的改革节制的负面影响日益积聚。与英国经过长年的“撒切尔主义”后的情况相比，社民党在德国面对的改革需求要大得多。

    丹麦和瑞典的现代化社会民主党政府表明，在对挑战的拒绝态度和对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配目标的忽略相结合的调整之间，存在一种卓有成效的变体。债台高筑的预算通过暂时性的节约措施实现巩固。结果，尽管转移支付救济领取者的义务被强化，但高水平的社会救济得以维持。在这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从积极劳动市场政策到“激活性”劳动市场政策的范式转换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得以实行；不过跟英国的情况不同的是，求职者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国家会给予他们一系列重要的权利，为它们提供教育、培训、工作及福利等。尤其由于这些国家的教育培训措施，人们能有理由地谈及一种能促型国家（enablingstate）（Giddens1998），这类国家在个人授能（Befhigung）（Sen1985：capabilities）上带来更多的机会公正，并带来更多的生活机会（Dahrendorf1979）。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