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小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长期投资，劳动市场低薪领域的扩大受到抑制――收入关系的进一步分化因此得以避免。借助于高工资替代金，尤其在丹麦被大力去规制化的劳动市场实现了一种社会平衡。此外，高额的具有强烈的累进性的所得税以及收益丰厚的增值税使得国家有可能为广泛的公共服务提供共同负责的和充足的经费，公共服务反过来又为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人们在税收政策领域通过低的企业税和二元（双重）所得税方案适应了变化了的框架条件：虽然资本收益因此比劳动所得课税更低，但从公正理论和分配实用主义来看，这种解决方案无论如何都优于避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Rawls1975）由此可以比从传统主义（法国、德国）或自由主义化社民党的执政政策（英国、荷兰）中受益更多。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是在政策工具的层面上得到实现的。这种现代化使得即使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成功地坚持传统目标也是可能的。这种卓有成效的政策混合体的实行，违背常理地因此而变得更为容易，即社民党在这两个国家都组成了一个少数政府。少数政府的组建使在自由主义政党或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中灵活地寻求支持单项政策的多数成为可能。达成艰难妥协的强制性压力因此显著低于德国、法国和荷兰的联合政府。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工会的组织程度明显高于欧陆国家和英国的工会。这导致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工会比组织程度更低、政策更多专注于劳动市场场内人利益的工会，具有更强的公益取向。结果，对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民党政府来说，工会构成了政策塑造能力的一种资源，而不是――像在德国和法国那样――一种有助于固守现状的因素。

    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不仅坚持了传统目标，而且也通过改变了的新工具使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但它们面对的行动条件比德国和法国的社民党更为有利。由制度上的否决点、政党竞争和工会形成的国家内部的制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这六个政府不同的政策塑造余地（Gestaltungsspielraum）。这些制约尤其在劳动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然而这些政策领域的改革措施本身并不足以成就一种卓有成效的政策。经济增长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改革能够藉此发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如果人们比较这六个政府的宏观经济初始形势，除了丹麦政府，其他几个政府在就任之时正好处于经济上升期。这种形势在荷兰、瑞典和英国被利用于预算巩固；而在德国和法国，人们不认为有采取预算巩固措施和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因此，他们在后来经济冷却时失去了本来就因为《稳定与增长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而受到限制的采取反景气措施的行动空间。相反，在丹麦，人们在1993年就已经通过以财政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的税收改革和追加的国家支出，成功地为国内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英国也同样能在日后利用开始时创造的财政政策活动余地：通过对公共部门，特别是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NHS）的投资项目，经济萧条的后果被明显舒缓。在德国和法国，由于没有采取预算巩固措施，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因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3%的规定而导致种种问题，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选项并不存在。欧洲联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这两个国家的行动空间造成了额外的制约，因此尤其对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来说，欧盟构成了另外一个外部的否决点。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重获失去的民族国家活动余地的许多希望，恰恰寄托在欧洲联盟身上。1996-2002年，机会窗口因社民党在欧盟理事会的多数出现了。这种塑造可能性能为社民党政府的共同工程――特别是为共同的经济和增长政策――所用吗？

    在欧盟理事会于1999年在科隆召开的会议上，德国和法国打开宏观经济协调的机会窗口的提议带来了“科隆进程”。然而“科隆进程”的宏观经济对话并没有超越一个信息论坛的地位。对于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或英格兰银行相反的、单方面局限于物价稳定的欧洲中央银行委托权的改革，在德国财政部长拉方丹和法国财政部长斯特劳斯?卡恩辞职后就再也没有被人们认真地考虑过。在涉及《稳定与增长公约》时反而进行了这样的讨论。在2005年3月谈判达成的改革内容虽然包括修订针对“赤字罪人”的制裁标准和延长用于降低负债率的期限，但普适性规则（One-size-fits-all-Regel）这一结构性薄弱环节却没有得到改革。然而，由于这种从前受科尔政府强迫而达成的欧洲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定位，所以对德国、法国和荷兰来说，将不存在一种可能去模仿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卓有成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对企业和资本课税等领域同样没有出现一种泛欧洲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成功的现代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这些领域也必须与传统的再分配工具保持距离。税收政策的协调或许能提供机会，使企业和资本在欧洲层面上重新被更多地吸纳到福利国家的共同筹资之中。然而，在欧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