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时税收政策中所采用的一票否决制直到现在还阻碍着实质性一致的达成。只有在――不具有约束力的――欧洲就业战略中，人们能辨认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风格。情况在2003年社民党丧失欧盟理事会中的多数和战略修正之后同样如此，具体的成果却乏善可陈。开放式协作方法的使用促成有关劳动市场和就业政策中潜在的卓有成效的工具的更好的信息交流。但由于缺乏硬性的协作形式，只能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听凭成员国自己各自为政。此外，民族国家之间差异极大的国家结构和机构削弱了改革的可移植性。直到现在，开放式的协作方法也还没有被证明是有效的社会民主党政策工具。人们不得不怀疑，它有朝一日是否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因为它作为欧洲的软性法律（Europeansoftlaw）在效力上完全让位于刚性的有约束力的《欧盟竞争法》。

    在“第三条道路”的口号下社民党所尝试的变革如今留下了些什么东西呢？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发展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注定失败的论点是错误的，关于在全球化和人口变迁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一般化的悲观预测，现在也同样能被驳倒。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表明，财政和就业政策的履行与社会政策的保障水平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目标冲突。如果人们希望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实现传统的目标，工具层次上的纲领革新却是不可回避的。扩建的和全面的福利国家的维持要求高的就业率。除了取消提前退休项目之外，社会福利体制应减少因儿童抚育或护理工作等家务活而导致的就业障碍。融入劳动市场和社会，社会政策方面明智而有保障的再商品化以及非消极补偿的非商品化，这些都是未来社会民主党政策行之有效的策略。依靠财政补偿的现状维护只可能是福利国家的暂时任务。相反，可持续的社会政策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提供持续的教育培训。

    德国和法国就业政策的失灵既不是过于全面的福利国家的后果，也不是全球化的后果。它主要是其具有就业抑制效应的社会福利体制的筹资、激励和救济结构错误转轨的结果。红绿联合政府缺乏勇气和长远的设想，以使保障体制在更大程度上与职业工作脱离，转而依靠税收筹资。在一生中工作更长的时间也因被认为是有违社会公正的，因而在太长的时期里遭到拒绝，它没有被理解为是有助于所有人的融合和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

    正如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现代化社会民主党所表明的那样，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和教育供给必须占据福利国家的中心地位，藉此它能够履行三个关键的功能：保障社会安全、促进就业以及同时至少不妨碍经济增长。社会民主党在21世纪的前提条件下，必须首先把“平等”理解为教育、劳动市场和生活机会的平等。如果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希望重新使其传统目标获得实现，就应审查有关的策略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此。全球化限制了社民党的行动选项。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福利国家的新秩序不再成为可能。但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保守主义立场和方案并不适用于这种新秩序。社民党内的传统主义者对此有错误的认识。变革的必要性是一目了然的，选项和替代方案也为人所知。如果将创新的改革以及对民族国家和国际活动背景的审慎尊重与一个公正社会的具体蓝图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同样可以在21世纪被卓有成效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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