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显得病恹恹的。犹如幽灵。他们陷入沉默中，他开始讲话。

    “他以三个名字为人所知。官方记录中有他的第一个名字：马考斯·马利亚·里贝拉。还有他的官方数据。生于1929年。死于1970年。在铸钢厂工作。安全记录完美无缺（注：想不到他还是个安全生产模范……）。从未被逮捕过。一个妻子，六个孩子。一个模范市民，因为他从没做过什么坏得要进入公共记录的事情。”

    很多听众隐隐有些不耐。他们本来期待听到一次演说。可言说人的腔调却平平无奇。而且他的用语也完全不是正式的宗教宣讲用语。平直，简单，几乎是日常对话。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种极度的简单让他的声音，他的话语显得完全可信。他不是在带着胜利感宣说实相（注：Truth亦为基督教用语，指与上帝同一的真理。此处以佛教用语翻译。）；他是在述说真实，你不会想到去怀疑因为它理所当然的故事。佩雷格里诺主教是意识到这点的人之一，而这让他不安。这个言说人会是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无法用神坛前的火焰摧毁的敌人。

    “他的第二个名字是马考。大马考斯。因为他是个大个子男人。他年纪不大就长到了成人的块头。他长到两米的时候几岁？十一岁？肯定不到十二岁。他的块头和力量让他在铸钢厂里很有价值，那儿很多钢件太小，以至于大部分工作要直接用双手完成，如此一来力量就很重要了。人们的生活依赖马考的力量。”

    在广场里来自铸钢厂的男人们点着头。他们都曾互相吹嘘说他们永远也不会跟那个异乡的无神论者讲话。显然他们中的某个人讲了，但现在他们感觉这是件好事，言说人能弄对事实，他能理解他们记忆里的马考。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把马考的事情告诉言说人的人。他们猜不到的是，言说人压根就没想要跟他们谈话。在这么些年以后，有很多事情安德鲁·维金都能不问而知。

    “他的第三个名字是考。狗。”

    啊，对了，葡萄人们想道。这正是我们听说的逝者言说人的样儿。他们对死者毫无敬意，不知礼节。

    “这是你们用来叫他的名字，当你们听说他的妻子，诺婉华，又一只眼睛乌青，走路一瘸一拐，嘴唇缝了好几针的时候。他这么对待她，真是个畜生。”

    他怎么敢这么说？那个男人已经去世了！但在他们的愤怒之下，葡萄牙人们在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感到不安。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记得自己说过或者听到过这些话。言说人的失礼之处只是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重复了这些他们在马考在生时使用过的言辞。

    “不是说你们当中有谁喜欢诺婉华。那个从来不对你们当中任何人问候早安的女人。但她的个子比他小，而且她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所以他殴打她的时候他就该被叫做考。”

    他们感到非常困窘；他们互相嘀咕起来。那些在草地上诺婉华附近坐着的人们不住地朝她瞟来瞟去，急着想要看到她作何反应，然后痛苦地发现言说人是对的，他们不喜欢她，他们在同时害怕她和怜悯她。

    “告诉我，这就是你们知道的这个男人么？花在酒吧里的时间比谁都多，可在那儿还是从没交到朋友，连跟他一起饮酒的同伴都没有一个。你们甚至都说不出他喝了多少。他一杯下肚之前乖戾暴躁，就要醉倒之前也乖戾暴躁——没人能发现不同之处。你们从没听说过他交了朋友，你们中甚至没人乐意看到他走进房间。那就是你们，你们中的大部分，所知的这个男人。考。压根不算个男人。”

    是的，他们想着。那个男人就是那样。现在他的无礼带来的最初的冲击已经消褪了。他们已经适应了言说人在他的描述中丝毫也不打算委婉点的事实。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不舒服。因为有种反讽的迹象，不是在他的声调里，而在于他的用词本身。

    “压根不算个男人，”他刚才说，但马考斯（注：原文为he。按中文习惯为避免混淆改用人名。以下类似的场合不再一一注明。）当然是个男人，而且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尽管言说人明了他们对于马考的想法，他不见得赞同。

    “其他少数几个，来自工厂区的铸造厂的人，知道他是他们可以信赖的强有力的帮手。他们知道他从不言过其实，总是说到做到。人们可以信赖他。所以在铸造厂的围栏里面他得到了他们的尊重。但你们走出大门之后你们就跟其他每个人一样对待他——忽视他，几乎不去想他。”

    反讽现在明摆着了。尽管言说人没有在他的声调中对此有丝毫体现——还是他开始的时候所用的简单，平直的语气——那些跟马考斯一起工作过的男人们心中都默默无语地感受到了这点：我们本不该那样忽视他的。既然他在厂子里值得尊重，那么大概我们本该在外面也同样尊重他。

    “你们中有些人还知道另外一些你们从不怎么谈论的事实。你们知道你们给他起考这个绰号比他应得这个绰号要早得多。那时你们是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小男孩。他长得那么高。这让你们在接近他的时候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因为他让你们感到无能。”

    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