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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做过自行车长途旅行——这是头一遭。可不久前亚士曼给我上过几堂机密课程，尽管我那只膝盖不争气，我还是学会了骑车。如果身手矫健的青年能够从控制这样一台机器中获得乐趣，对那种走上半小时路便要拖着一条腿大汗淋漓的苦主来说，那是要多出多少乐趣啊！而眼下，从小山顶上向着深谷俯冲下去像是长了翅膀似的；看到前方不远处的模糊景色分开，为你闪出一条通道并让树叶一路哗哗作响；轻捷地穿过村庄，一瞥之间风光尽收眼底……只有在梦中我才飘荡于这种快乐的飞翔。即便是那重重山丘也没有把我吓倒——毕竟，在那条把我带往朋友村庄的道路上我怎么可能感到不愉快！

    “就在你快到的时候，”莫纳有一次告诉我说，“你会看到一个兜风的平板金属大轮子。”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或者可能是装作不知道，好吊一吊我的胃口。

    直到太阳偏西时分我才瞅见那个大轮子，微风中辘辘转动，耸立在一大片草场上，很可能是给邻近奶牛场抽水用的。草场边界那一排杨树背后，村郊映入眼帘。道路循着一条小溪流蜿蜒而去，景色越来越开阔，直到登上一座桥，那个让大街分成两边的村庄才横陈在我眼前。

    母牛在草场上吃草，芦苇丛中半隐半现；听着它们哞哞叫唤，我下了车，抓住自行车的车把站着，扫视那片我要把如此扰人的消息带入的静谧场景。那些房屋，用跳板那样的小木桥与道路连接，在路旁沟渠的边沿排成一行；它们可能就是收拢了风帆的小船舶，要在那儿抛锚过夜呢。这是各家各户的厨房里生起火来的时候。

    站在那儿，出于畏惧，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不愿去打破这种安宁的心理，我变得心虚起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彷徨，由于记忆而愈加止步不前，我记得婶婶摩瓦奈勒也是住在费尔特-东吉永，她在村里的小广场上有一所房子。

    她其实是姑姥姥。她的孩子全死掉了，而我跟最小的那个却很熟，他叫恩斯特，一个将要成为教师的高个子青年。他父亲，我的姑老爷摩瓦奈勒，镇公所前执事，是在他死后不久去世的。眼下姑姥姥便独自住在那所怪怪的小房子里，满是拼缝的地毯。每一张桌子上都有纸做的猫儿、母鸡和公鸡；墙上挂着旧文凭、早已过世的亲人肖像以及用他们的毛发编织而成的圆形饰物。

    置身于那些凄凄切切的纪念物中，她表现出奇特的好心情。当我找到她居住的那个小广场，透过那扇半开的前门大声叫唤时，便听到三间彼此连通的房间的最后一间传来她高调门的惊叫声：

    “哎呀呀！哎呀呀！”

    她打翻了炉灶上的咖啡——她究竟为何要在每天的这个时辰煮咖啡呢？——随后便露面了。勃然站立，挺起胸膛，头上戴着某个同时是便帽、软帽和兜帽的东西。那玩意儿高高栖落在她隆起的大额头上，让她有了蒙古人或是霍屯督人的那种面貌。她不停地爆发出一小串呵呵大笑，露出那残留的细小漂亮的牙齿。

    我搂住她时，她飞快而笨拙地抓住我的一只手。然后以一种神秘兮兮的方式，而这么做是相当无谓的，既然总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在我手里塞入一小枚硬币，我都不敢看它一眼，不过猜到是一个法郎。接着，当我左右为难，不知是要向她道谢还是要请她解释时，她便拍拍我肩膀说道：

    “拿上！我知道它是啥样子的。”

    她一向是贫穷的，总是借了花，花了借。

    她会用尖尖的却是兴高采烈的假嗓子说道：

    “我总是这么地笨，总是这么地倒霉吔！”

    以为我定然是和她自己一样为缺少几个硬币而满心发愁，那个善良的老太太没等我喘一口气，便硬是把她每日家用开支剩下的那点钱塞给我。从那时起，她每每是以这种方式迎接我的。

    晚餐少不得是怪异的——半是可悲，半是奇特。她把蜡烛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某一刻会把它拿掉，让我半个身子处在黑暗中，或是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搁在一张小桌上，那里堆放着带有缺口和裂缝的盘子和花瓶。

    “这一件的把柄，”她说道，“让七〇年的普鲁士人捣碎了。因为他们没法把它带走。”

    而正是这只带有历史悲剧性的花瓶，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时我们吃过晚饭在这所房子里过夜。父亲带我到约纳县去让一名专家给我诊断膝盖。我们要去赶一班破晓时分在费尔特停留的直达列车……我回想起那些差劲的饭菜和那个镇公所老执事的冗长故事，他坐在那儿絮叨，胳膊肘支在桌上，面前放着一瓶粉红的葡萄酒。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是何等害怕。因为晚餐后，在炉火前，摩瓦奈勒婶婶把我父亲拉到一旁，给他讲一个鬼故事：“我转过身去……啊！我可怜的路易，我看见了什么？一个浑身灰白的小女子……”她脑子里净是这种吓人的胡诌。

    而今晚也是如此。吃过晚饭，因白天的奔波而疲倦了，我便穿上一件姑老爷摩瓦奈勒曾经穿过的方格子睡衣，在大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