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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从她窗前走过。双层窗帘仍拉着，在灰蒙蒙的窗玻璃上显得发白。即便伊冯娜·德·加莱将它打开，而她已结婚了，我又能对她说什么呢？有什么留给我的呢？我该怎么过下去呢？

    2月13日，星期六。我在码头上遇见那个姑娘，她像我一样，去年六月在那幢关着门的房子前等候过，而她把它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和她说话。我们走路时，我朝她看了一眼，注意到她相貌上的细微缺陷：嘴角隐约有条纹路，脸颊有点太过凹陷，鼻子边上露出一道扑粉的痕迹。忽然，她转过头直视着我，大概是因为她正面要比侧面显得更漂亮些吧。接着她便用一种干巴巴的腔调对我说道：“嘻，你这人真有趣。你让我想起一个曾经追求过我的男孩，在布尔日。我们甚至订了婚……”

    已是夜晚，四周空无一人。煤气街灯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她忽然朝我移过来，要求我今晚带她和她姐姐上戏院去。我乍然留意到她那一身丧服。她青春的脸蛋使她头上戴着的那顶帽子显得太破旧了，而她手里拿着一把细如手杖的长雨伞。我站在她身边，做了个手势，指甲在她的紧身马甲的绉纱上钩了一下。我借故推托，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她气得扭头就走。这下轮到我上前去央求她了。黑暗中经过的一个工人悄声戏谑道：“你别跟他一起走，亲爱的。你会受到伤害的。”而我们站在那儿，两个人都很尴尬。

    戏院里。那两个姑娘，我那个名字叫瓦朗蒂娜·布隆多的朋友和她的姐姐，围着廉价的围巾到来。

    瓦朗蒂娜坐在我前面。每隔一会儿她都要心神不定地转过身，像是设法把我辨认清楚似的。我只知道靠近她让我觉得几乎是快乐的，而每一次我都报以微笑。

    我们周围的女人，衣裙领口都开得很低。我们拿她们开玩笑。起初她笑了，接着她便说道：“我怎么能笑！我自己的衣服领子就是太低了点。”她便把围巾拉上去裹住肩膀。其实在黑方格花边下面我可以看见，她匆匆整理衣衫时把那件朴素的亚麻衬衫的顶部往下折了折。

    她身上有种让人觉得既贫穷又纯真的东西，而她眼里那种楚楚可怜又鲁莽大胆的神情吸引了我。和她——能把领地上那些人的重要情况都告诉了我的仅有之人——在一起，我就时时刻刻想起过去那场奇怪的历险。我想获悉更多有关林荫大道上那幢小房子的情况，可她用她自己的问题对付我的问题，都是那样让人尴尬，弄得我甚至都没法回答。我觉得从现在起我们两个都要避开那个话题了。可我也知道我会再见到她的。但为什么？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莫非我是遭到了判决，只要有人能够引起一点点模糊不清和转瞬即逝的反响，有关那场我没有做成功的历险，我就得一个劲儿地尾随其后。

    午夜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街头，我问我自己这个有些飘忽不定的新插曲的意义。我走过成排的房屋，像那么多的纸板盒一个叠着一个，里面的居民全睡着了。忽然想起一个月前做出的决定：我已决定某个晚上去那儿，大概凌晨一点，摸到那幢房子后面，进入花园，像窃贼那样进去，在那个地方搜寻某条线索会把我带往失去的领地，再见她一次，只为见到她……可我又累又饿。我也是匆匆换了衣服去戏院，连晚饭都没吃。熄灯前我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神经紧张，坐立不安，而我的良心不得安宁。但为什么？

    有一点值得注意：她们不愿让我送到家门口，连她们的住处都不愿告诉我。但我尽可能跟在她们后面。我知道她们住在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我不知道门牌号码。我想她们一定是裁缝或女帽制造商。

    瞒着她姐姐，瓦朗蒂娜跟我约好明天见面，星期四，四点钟，在同一家戏院前面。“要是我不在那儿，”她说道，“星期五同一时间会去，然后是星期六，以此类推……”

    2月18日，星期四。我在大风中动身去赴约，风中满是沉甸甸的雨意。我一直在想：“最后必定是倾盆大雨。”

    走在昏暗的街上觉得沮丧。一滴雨落了下来。想到要下雨我害怕：一场暴雨会阻止她的到来。但是风加大了，把它一股脑儿吹到别的地方。在午后灰蒙蒙的天空中——时而灰蒙蒙，时而亮晃晃——一大块乌云听凭风的摆布。而我在这儿，粘在地上，可怜巴巴地等待着……

    戏院外。过了一刻钟我便明白她不会来了。我把目光从码头移开，朝她不得不经过的那座桥上望去，注视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的眼睛分辨出每一个穿丧服的年轻女人，而我对那些人产生一种感激之情，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离得很近，看上去仍然像她，足以让我保持希望……

    一小时的等待。我感到疲倦。暮色中一个警察走过。他在护送一个歹徒到近旁的一所警察局去，而那个歹徒叨叨咕咕地说着他能想得起来的所有脏话和骂人话。那个警官气极了，脸色煞白却一声不吭。他们踏上走廊他就开始殴打。接着他把门关上，便可以不紧不慢地放手痛打那个可怜虫了……一个糟糕的怪念头袭上心间：我已自愿放弃天堂，毫无耐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