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在他的眼里，本是有情人生构成了有情世界，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人身上最有价值的“情”却得不到张扬和满足，这就难免出现悲剧。所以他为主人公选择的出路只能是或成佛、或入道。这一方面与明代中叶“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氛围的影响有关，更重要地反映出汤显祖晚年对有情人生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探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过：“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南柯记》的解脱与《桃花扇》一样，也是他律的解脱。淳于棼的立地成佛，乃契玄禅师代表佛法的威力所致，并非其本意。同样，汤显祖在《南柯记题词》中说的“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前一句含有唤醒人们如何对待功名利禄的警世意味，富有人生的积极意义，后面一句乃是构思故事结局的标签而已。正如作者所云“秀才念佛，如秦始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不能误认为汤显祖真的主张灭情入佛。

    与《牡丹亭》“以情格理”的思想主旨不同，《南柯记》则是一部以情反映人生荣辱得失的浪漫主义杰构。它描写的不仅有婚姻爱情，而且有为实现封建传统人生价值观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世情。许多封建政治黑暗、官场丑恶的现象在剧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和揭露。淳于棼因是“有情人”被招为驸马，但他南柯太守一职，却是靠夫贵妻荣，由瑶芳公主向父王求得的。他自己也认为“这等做老婆官了”。公主病危时劝淳于棼入朝后要谨慎，担心“人情不同了”。果然，公主才“生天几日”，淳于棼便“入地无门”。这里面既有老权贵右相段功等人的妒恨、排斥和迫害，也有君心难测，“伴君如伴虎”的危险与无奈。“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疑惧》一出中淳于棼的深沉感叹，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亦可视为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对黑暗残酷的封建帝王政治的有力抨击和批判。

    《南柯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唐人善于写梦，《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一生浪游淮北、江南，所到之处，访疑探故，搜集轶闻旧事，其自吴入洛，泊船淮安，听说淳于棼梦入槐安国事，明知“事涉非经”，仍创作了《南柯太守传》。为了让文中那些奇巧的情节能够前后巧妙地吻合，结尾淳于棼醒后，让人发掘蚁穴，故事情节一一得到证实。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中说《南柯太守传》是李公佐“暮年削官后的作品”，作家借助于梦幻这一形式，表达出对仕宦人生的独特见解，写出了作者的迷茫和失落，通过梦事表达自己“人生如梦”的心理体验，“自遣自娱”性非常明显。原作中的淳于棼“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四十七岁“终于家”。小说主旨正如李肇所云：“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表达了一种否定建功立业、追求权利名位的思想。“这种现象与其是说文学参与之政事，不如反过来说，是政事干预了文学。”从创作思想的角度看，小说作者的政治视野还是相当狭窄的。汤显祖超越了前人对于梦的认识和运用，这种超越突出地表现在现实性的加强。“因情生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以梦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汤显祖诗文集》）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应该而且能够像梦那样不拘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反映生活。所以在借鉴小说题材进行创作时，继承和发展了小说中的进步思想内核，并作了充实和提高。如除了在主人公结局上改造为“情了为佛”之外，还在剧情容量上作了有力的铺展。在人物关系上，有的作了增添，如溜二、沙三、录事官等；有的予以精心刻画，如公主、国母、右相段公等。形象都十分鲜明丰满，从而使剧作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度挖掘，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升华。标志之一就是他把“梦”这种最能表现人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的生理现象转化为艺术作品时，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认识和心理诉求，深深打上了明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烙印。淳于棼在蚂蚁王国二十年的荣华富贵、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到头来却是南柯一梦，其寓意是何等的深刻，多么富有人生哲理意味！它艺术化地否定了封建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显示出难能可贵的过人胆识。作品最后为淳于棼设计了“情了为佛”的出路，形式上看，似很消极，但骨子眼里却富有积极意义（归佛入道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大多无路可走的悲剧性人物结局的大口袋，充其量只能看作是文化标签或符号）。如同行路之人，虽然前途茫茫，但已知走过之路不可取，应该另辟蹊径，决不能走回头路。所以，剧作最后的一句唱词是“普天下梦南柯人似蚁”。正是在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