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佩特林

    在工党领袖金诺克（1983―1992）、史密斯（1992―1994）和布莱尔（1994年起）的领导下，英国工党在最近20年里经历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最重大的改革过程。英国工党从一个植根下层的、分裂的工人政党，蜕变成一个现代的、拥有魅力型领袖的兼容型政党（Catch-all-Partei），通过1997年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获得执政大权，把英国带入前所未有的最长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工党变迁的根源在于整个英国在保守党任期的18年间――特别是撒切尔时代――所经历的变化。70年代受凯恩斯主义激励的经济政策的尝试失败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的“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方针得以实施：货币主义、私有化、劳动市场去规制化以及彻底限制工会影响，尤其给20世纪80年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Rhodes2000）。尽管这种政策的反面――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以及公共财政支持的学校、医院和铁路的荒废――工党在长达18年之久的时间里并未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后任约翰?梅杰成功地赶下台。

    从“旧工党”到“新工党”的转变纵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英国工党就逐渐开始发生改变，1992年的大选才真正算得上是从“旧工党”转变为“新工党”的重要的催化剂。虽然在民意调查中预测会有超过40%的选民比例、并且有时领先保守党高达六个百分点，工党在本次大选中仅获得34.4%的选票（Butler/Kavanagh1992）。大选惨败之后，在约翰?史密斯的领导下加快了党内的转变。党主席和下院议员候选人的选举被调整为一人一票原则。1993年前，工会领袖投出他自己的一票同时代表了其会员的全票（集团否决）。如今党纲在党代会上只能作为整体被接受或者否决。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会成员比例同样缩小――过去他们常常组成一个强大的与党领袖和前排议员对立的党内反对派。总的说来这些多种多样的变化带来了两个效应：一方面，政党领袖的权力和控制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工会和“老左派”积极分子的影响受到抑制，从而有利于“普通”党员。到1997年，这个原来被当作工会运动的政治臂膀而创建的政党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新党员招募运动也同样与此息息相关。党员人数从1991年261000名直属党员（这就是说，不包括工会“附属”会员，参看Becker2002：171）的低谷，至1996年底上升到40多万名。然而，此后这一数字又显著地降低到不足30万名。布莱尔同样打算把工党从对工会的财政依赖中解放出来。来自工会方面的收入比例事实上从1983年的96%下降到2000年的约30%。但此后，人们可以观察到个人捐赠的减少，工党又越来越仰赖工会的财政支持。

    除了这些组织上的变化外，1994年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骤然去世后，英国工党纲领方面的转变也得以加速进行，它以1995年第四条的新表述为标志。这一条中原来所表述的国有化信条不复存在，所追求的物质分配平等为机会平等取代，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得到认定。工会不再享有特殊地位，它们不过是其众多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党与工会的这种小心翼翼的疏离，在1992年的选举纲领中就已经能看出先兆。托尼?布莱尔借助将工党更名为新工党完成了这一转化过程。除了这种象征性的对旧名称的抛弃，公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强调如今哪些新的纲领内容反应了党的特征。新纲领的核心点是革新：新工党――新英国。全球化从此不再被看作难题，而被视为事实，有时甚至被视为机会。英国应该顺应这种“艰巨的”框架条件进行现代化和革新。

    工党从1992年到1997年间的大部分变化受到美国民主党竞选运动的启发。新工党一位最重要的竞选战略家菲利普?古尔德，此前曾就职于比尔?克林顿的顾问班子，他使美国民主党避免了犯导致英国工党1992年大选败北的错误。古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工党现代化的建议（如利用思想库）。这个时候，他建议工党照搬美国民主党的竞选模式（King/Wickham-Jones1999）。争取选民选票的宣传变成一场周密计划的战役。建立专业化的选举中心（作战室）、专门的下属战略单位如快速反应小组、辩论小组、攻击小组以及为人们所不耻的魔剑（Excalibur）――一个计算机处理的、覆盖所有对选举至关重要的议题和人物的广泛信息的数据汇编，都属于其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些组织上的创新，来自克林顿的选举准则还包括聚焦于某一特殊的选民群体：中间阶层。为了在他们中获得成功，必须克服选民们对工党在经济、特别是税收和财政政策以及司法方面能力不足的主观臆测。这一新定位首先体现于对“权利与义务”的强调，最终于1995年在由戈登?布朗公诸于众的“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to-work）的纲领中表现出来。而在1993年，工党议员领袖还激烈反对保守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