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保守党的遗产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同样与经济衰退进行着搏斗。然而，自1993年开始，英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已经显现。但扣除经济周期因素后的（konjunkturbereinigt）财政赤字在1993和1994年仍然超过5%。1994年后政府开始削减开支，税收在此之前已经于1993年被提高。尽管1992―1994年财政赤字高涨，英国预算政策的境况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还是相对宽松的。9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稳定的国内需求。1997年保守党留下的遗产是一块状况相对良好的田地：超过3%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失业者人数和仅为1.7%的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于新工党上任不久在亚洲四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开始了。蔓延到俄罗斯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亚洲货币问题也恶化了国际经济环境。但是，国内经济情况总体仍然相当稳健。2002年前的年度增长率都在2%以上。

    4.2.2众所周知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新工党1997年为争取选票所宣传的十个核心点中，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的承诺紧接教育议题之后而位列第二。宏观经济稳定被宣布为经济政策的目标，财政和税收政策应该以此为主导。在货币政策方面被具体化为2.5%的通货膨胀目标，同时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稳定政策的依据是全球化经济的内在要求。低赤字和低通货膨胀率被认为是全球化条件下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支柱（LabourParty1997）。

    财政政策应该以两个标准为指导：“公共支出的黄金法则”和稳定的低债务水平。“黄金法则”要求景气循环期间信贷只用于投资目的。第二个目标则应通过执行保守党政府为1997―1999年制定的支出计划、连同其中包括的削减计划而实现。

    税收政策被明确指出不应该作为辅助手段来为预算巩固服务。这种看法并不是太令人吃惊，因为之前的选举失利往往都被归咎于工党从前信奉的税收―开支政策。由于布莱尔的谋士（spindoctors）已经把预算和税收政策认作工党的致命弱点，再分配在税收政策的框架内没有被谈到，同样也毫不令人吃惊。税收体制更应有针对性地对接受工作提供激励。与此相应，工党宣布首先为低收入者减负，所得税的起始税率（Einstiegssatz）大致降低到10%。为了不至于激起中间阶层的不信任，工党同时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都不会提高所得税的中档和上档税率。从中期来看，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降至40%。1997年新工党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主张的绝大部分内容与保守党相接近。工党对唤起选民的“旧工党”回忆的恐惧，在这一政策领域清晰可见。

    2001年大选在财政和税收政策方面未带来任何变化。新工党允诺，总体上将继续推行上一届议会任期的财政政策。具体而言，它宣布了面向有子女家庭的新退税优惠（Steuergutschriften）和再次放宽所得税的起始税率衡量等级，同时宣布不会提高所得税中档和上档税率。

    4.2.3工党的政策：预算政策上的审慎人们焦急不安地期待着，新工党是否能践行其诺言。英国良好的总体经济情况和在欧洲范围内相比较低的债务使得坚守保守党的预算方案显得并不是特别必要。但是，新工党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首项措施表明了党在纲领上的新取向，同时令人大吃一惊。

    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在1997年5月1日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仅仅几天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将英格兰银行独立运作的消息公诸于众。这一决定事前并未经过内阁或者议会党团会议。除了托尼?布莱尔外，只有副首相兼环境、交通和地方事务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和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被告知（Stephens2001：190）。布朗和布莱尔希望通过采取这项出人预料的措施走出重要的第一步，以加强金融市场对新政府的信心。通货膨胀在1997年上半年接近了4%，然而保守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拒绝了英格兰银行提高利息的要求。大选后布朗立即批准提高提高0.25个百分点，允许英格兰银行独立运作，并确定2.5%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这是一系列措施的序幕，工党政府想凭借这些措施在经济政策上进行革新，并表明自己能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挑战。

    货币政策决策一般在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每月会晤不久后作出。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决定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并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中心。为了使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更为透明，货币政策委员会必须每个季度提交关于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措施的报告。除了这些报告，货政委每月会议记录将于每次会议的两至三周后被公布，法定期限为六周。其中，表决结果和委员会各个成员的观点被一一列举。从国际比较看，这种在体现银行透明度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先进的，只有日本和美国实行相似的透明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