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目而定）为基础，每一英镑降低70便士的补助金。1999年，家庭补助金被工薪家庭税收抵减（WFTC）取代。工薪家庭税收抵减具有兑付性的退税优惠的形式，其安排比家庭补助金更为大方：收入界限被提高到90英镑（2004年为97英镑）。超出界限收入的税收减免仅为55%，新的儿童照管补贴得以设立。工薪家庭税收抵减计划是努力使税收和福利体制紧密融合的重要一步。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再是福利局，而是财政行政机关。儿童贫困应通过慷慨的救济得以减少。同时，接受工作的激励也应通过更低的扣除而得到加强。儿童照管补贴的目标同样是为了提高单亲父母就业率。

    与家庭补助金相比，领取工薪家庭税收抵减的人数到2000年9月增加了23万人。据估计还有30万户家庭有权要求宽减（Walker/Wiseman2000）。然而由于在减少儿童贫困方面的进展比人们预计的慢，因此儿童津贴于2003年被剥离出去。工薪家庭税收抵减（WFTC）变为面向所有低薪领域就业者的工薪税收抵减（WorkingTaxCredit）。此外，作为补充，儿童税收抵减（ChildTaxCredit）也被引入。这种儿童津贴作为不受父母收入影响的儿童补贴的补充而被发放，但它不再与就业的父亲或母亲一方（或者更确切些说，主要收入者）的工资收入一块发放，而是发给主要照顾儿童一方。共计应有575万户家庭有权要求工薪税收抵减（WTC）和儿童税收抵减（CTC），其他40万户无子女家庭也应能从修改了的工薪税收抵减中获益。但是，高边际税收负担可能导致职业培训刺激的削弱。税收抵减在收入群体中覆盖很广这一事实，可能使这种目标冲突更为激烈，因为退税优惠的权利随收入增加而变小，以致实际收入的增加少得可怜（参看Timmins2001：603）。

    降低儿童贫困率是托尼?布莱尔在第二任期前许下的具体诺言：到2004年为止，它应被降低25%；到2010年为止，应被减半；到2020年，儿童贫困应不复存在。然而，第一届任期的承诺，即生活在相对贫困中的人数减少120万，却未得以实现。尽管支出提高，成效却相当低。但是，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与上升的平均收入是结合在一起的，后者同时使相对贫困的界限值不断提高。

    一个对于英国社会政策来说是新主题的政策――家庭政策――在工党任期内日益成形。传统上，儿童照管和教育属于私人领域。家庭政策的新角色特别体现在更加按照家庭利益制定的福利救济和税收优惠以及“单亲父母新政”（见上）方面。此外，新工党设立了一个由教育部和福利部联合管理的专责小组“确保起点中心”（SureStartUnit），它向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提供特别项目。这些项目大多集中于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主要为了使单亲父母能够就业，另一方面，也实施了有关学龄前儿童学习的特别措施。这样，技能越低下，日后失业的可能性和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就越大的恶性循环应得以避免。在家庭政策方面，总的看来重点同样在于促进就业；只是在极低的程度上存在一些平等成分（参看Millar/Ridge2002）。

    养老金政策养老金政策在经历一个换忙的过程之后才勾画出轮廓。《养老金绿皮书》直到1998年12月才得以公布，这或许表明了一个广泛地吸纳利益集团、甚或反对派参与决策的过程。然而在养老金立法领域，人们同样能观察到英国多数民主典型的执政风格。新工党和保守党一样希望取消保费筹资的国家养老金（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SERPS），并使60/40（国家/私人支付）的比例反转过来（Timmins2001：572-574）。但是“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并不应无需补偿地被取消：菲尔德最初倾向于存托养老金（stakeholderpension）方案。他拟定了一种全民强制性缴费的制度，收入更高者的分级保费应能支持收入菲薄者和失业者的保金支付。养老金金额应为平均收入的30%，随工资增长率提高而增加。除了这种养老保险，企业和私人养老保险应继续存在，以提供更多的养老可能。布莱尔起先也比较满意这一方案，然而从财政部却传来了决定性的反对声音。菲尔德的建议不会被实行，而布莱尔显然也不想屈从于他领导社会保障部的请求，当这一切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后，菲尔德辞去了职务。在阿利斯泰尔?达林的主持下，政府旋即于1998年12月发表了养老金政策绿皮书《新福利契约：养老金中的伙伴关系》。因此，立法计划被推迟制定的原因不在于外部参与者的多少，确切地说是菲尔德和布朗之间的对立耽搁了具体建议的制定。菲尔德辞职后不到半年，来自财政部的达林就提交了新方案。虽然存托养老金的概念得以实行，但是养老金改革的安排与菲尔德的建议却鲜有共同之处。2001年实行的存托养老金针对中、低收入雇员（年收入9000～18500英镑），他们既没有加入企业养老保险，又不符合私人保险的要求。保费和日后被付给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