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用：医疗服务购买者与供给者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的分离（买方与供方分离）被保留下来。[ZW（]买方与供方分离意味着，地区性卫生机关（NHS信托基金会）向医生提供一份预算，医生必须用预算资金提供信托基金合同所规定的医疗服务。[ZW）]现在基层关怀信托（PCT）取代了获得信托预算的全科诊所医生和地区性卫生机关。基层关怀信托是家庭医生与社区护士的联合体，平均每个PCT负责10万人的医疗保健。一方面，体制内不同的医疗标准（获信托预算的医生与不获信托预算的医生）应可通过这种办法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希望保持较强的为患者服务的导向，服务购买者和提供者的分离促成了这一点。基层关怀信托拥有一定限度的财政自主权[ZW（]视投资总额的高低，必须有上机卫生机关或财政部的鉴定和批准。[ZW）]，特别是可以在公私合作伙伴的框架内与私人投资者商定合作项目。此外，从中期来看，医疗服务以及其他社区性社会服务将通过基层信托关怀融为一体。

    向私营公司转让工程建设、维修保养、大楼保洁以及膳食供应的可能尤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1997年以来，众多医院、学校、监狱和街道的建造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制或公共服务倡议（PFI）筹集到了资金。单靠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信托基金紧张的信贷额度是不足以允许开展如此广泛的投资项目的。但长达25～35年的租赁合同的总成本是否不会显著高于本来政府通过贷款融资而产生的成本，尚存有疑问。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能看到明显的有利于吸收私人投资者的政策偏好。这同样表现在建立所谓基金医院（foundationhospitals）的建议之中。这种医院享有公法的法人地位，获得广泛的财政和决策自主权。反对者从中看到了一种对90年代初保守党政策的袭用，因为在梅杰首相的领导下于1992年引入了公共财政倡议。私人投资者的引入在2002和2003年工党会议上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多数代表拒绝政府的政策。公共财政倡议和公私合作伙伴被视为隐性私有化的尝试。工会的强烈反对也与公共部门职员和在公共领域越来越多地承担服务的私营企业的雇员的不同劳动条件有关系。在工会看来，私营企业雇员低微的权利造成了一个二等职工群体（参看Waddingtong2003）。

    为了在如上所述的权力下放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所追求的统一的质量标准，两个新机构得以设立。国家临床质量管理研究所（NICE）为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的病人和职工提供最佳疗法的信息和指导。健康促进委员会（CHI；2004年起为CHAI，健康护理审核检查委员会）是一个检查机关，定期对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的机构进行巡视，按照国家临床质量管理研究所和全国服务体系（NSF）制定的质量标准评定等级。

    这些结构性改革最初并无任何成效，开始时甚至导致排队名单和等候时间更长。直到2002年3月，等候时间总体上也没有明显缩短。但是，等待治疗的时间长于12个月的患者人数已经显著减少。

    小结在新工党的社会政策中，人们看不出大范围再分配的意志。相反，人们能确认一点，即新工党所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社会最弱势群体――但是在财政限制的严格附带条件之下。在工党领导下，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

    在政策工具方面，人们从经济情况调查的动用上能够看出对保守党社会政策的一种继续。然而，社会转移支付却高于任何一届保守党政府愿意支出的数额：从1997年到2000年，社会保险人均支出扣除物价因素影响提高了9%（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2003）。尽管如此，新工党为改善收入最低层人们的状况所采取的措施只是致力于使人们获得接受带薪工作的激励，或者增强这种激励。因此，如同想要显著减少收入差别一样，提高工资替代金（Lohnersatzleistungen）也基本没有指望。到1999年，只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的趋势才得到遏制。

    在养老金政策方面，人们也能看到相似的模式：前任政府的政策方向得到保持。参加企业或者私人养老保险的激励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新工党也在养老金上引进更高的最低标准，并且对养老金有时也进行了高于平均水平的调整。不过政府未能恢复长期性的养老金与工资增长的挂钩。因此，新工党的养老金政策一方面更加依靠个人养老，另一方面则努力提高国家最低保障的水平。

    新工党坚持了税收筹资的全民卫生服务的基本原则。内部的改革使由保守党引进的竞争因素大致让位于合作而退居次要地位。但这一体制权力下放的做法却与更有力的控制相伴。卫生支出的提高证明了新工党对改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所给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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