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埃格勒

    法国的社会主义自其伊始就在革命的姿态和清醒的实用主义之间摇摆不定（Bell1998）。社会主义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还与法国共产党（PCF）一起为“与资本主义决裂”而奋斗。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两党共同组成了第五共和国的首届左翼政府。左翼联合政府的诉求轰轰烈烈地失败了，因为权利交接一年之后政府就已经必须中止它的社会主义方针路线，并于1983年转向一种财政紧缩政策，以确保法郎能够停留在欧洲货币体系之中（Merkel1993：284-286）。在这段对于法国社会党时至今日还隐隐作痛的经历的背景下，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从1997至2002年领导下的多元左翼联盟（gaucheplurielle）的执政政策在法国法国社会党的纲领性目标方面显得异常连贯。若斯潘自称领导着欧洲“最左的政府”。事实上，其执政政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的模式（Egle2005a），即使人们能够观察到一种“社会主义话语”与“社会自由主义实践”之间的差异（Uterwedde2001）。

    总体行动背景法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突出的国家主义传统与不成熟的的公民社会的结合（Levy1999）。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希望被寄于国家，而民众对政治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缺乏信任（Schild1997：20；V？Schmidt1999）。此外，政治阶级（politischeKlasse）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疏忽于让民众对“法国模式”（Lovecy1999）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做好准备，并阐明为什么这些领域的改革在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V？Schmidt2001）。因此深入的改革措施可能迅速遭到火山爆发一般的抗议，如上次资产阶级政党的朱佩总理在1995年底努力使法国达到欧洲货币联盟的资格要求时那样（见下）。法国的政治文化加大了包含不受大众欢迎的政策措施的改革难度，而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制度上却几乎不受制约（Uterwedde2003）。只有宪法委员会（Conseilconstitutionnel）能够阻止政府计划的议案；议会第二院参议院虽然可以延搁法律草案，但却不能阻止。如果政府的一项法律草案被标明为“紧急”，议会第一院国民议会可以否决参议院的搁置。只有对于宪法修改，参议院的同意才是必要的。在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总统职位。按照宪法，政策方针由政府规定，但总统拥有一些特权。外交、欧洲和安全政策被认为是国家元首的保留领地（domaineréservée）。此外，总统实际上能在任一时间解散国民议会，决定举行新大选。总理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由总统任命。如果总统所属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多数，总理只不过起到其执行助手的作用。如果不占有多数，总统实际上不得不任命最大政党的主席为政府首脑。因此1997年资产阶级政党的选举失利导致了资产阶级总统与左翼政府的首次结合（Elgie2002）。资产阶级总统希拉克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在法国社会党整个执政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党“暗中的”领导人和2002年总统选举中若斯潘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社会党的总理处于艰难境地，必须在尊重总统职位的同时，展现出不同于希拉克的独特风格（Gaffney2002）。保守主义政党的多数在参议院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宪法委员会成员里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法官同样占有优势。因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构――除政府和国民议会外――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

    总统的强大地位同样主宰了政党体系和政党竞争（Zadra1997）。政党政治的策略、党内竞争以及派系冲突几乎完全围绕总统职务展开。大党的“各派诸侯们”以未来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行事，小党只能在总统选举中弄清它们的“真正”实力。由于多数制选举制度，它们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被迫集合于选举联盟，以赢得国民议会的议席。这种选举联盟的目标是特定政党之间在一些选区联合竞选或者不与对方竞争的协议。有时这些协议也包括有关可能的联合政府的政策纲领的声明。关于可能的联合政府的组成因此在法国不是在议会选举之后，而是在选举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Thiébault2000）。多数制选举制导致一种两极化的政党竞争，它迫使各个政党明确地把自己归入左翼或右翼阵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政党体系以所谓的四边两极（quadrillebipolaire）为特征，其中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由法国社会党主导，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极（戴高乐主义党、中间党和自由主义党）由戴高乐主义的共和民主联盟（UDR），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其后继者保卫共和联盟（RPR）主导。在后来的几年间，政党体制由于法国共产党的衰落和极右的国民阵线（FN）以及绿党（LesVerts）的兴起而被改变（Cole2000；Middendorf2003；Sch